刘淑女听了,脸上也露出了几分笑意,感叹道:“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没想到在这宫里头,还能遇到这等巧事。看来,这位李老公,倒真是个心地纯善之人。”
她顿了顿,又对小秦儿说道:“既然人家这般好心待你,你日后若是再遇上他,也当多存几分敬意,莫要失了礼数。若是有什么我们宫里头能帮得上忙的小事,你也可酌情相助一二,也算是还了人家今日这份人情。”
小秦儿连忙应道:“奴才记下了,娘娘放心。”他心中对那位李进忠老爹,也是充满了感激和敬佩。
一旁的乳母陆氏,一直安静地听着,此刻也忍不住插话道:“娘娘说的是。这宫里头啊,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仇人强。能遇到个肯真心实意帮衬一把的,那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呢!”
众人听了,都是深以为然。
这深宫之中,虽然充满了各种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但也并非全然都是冰冷无情。偶尔闪现的这点点善意和温暖,便如同黑夜中的星光,虽然微弱,却也足以让人心生慰藉,感受到一丝人性的光辉。
而躺在刘淑女怀中,假装睡着的李明远将这一切都听在了耳中。他心中也不由得对那个素未谋面的李进忠,产生了一丝好奇。
能在这等级森严、人情淡漠的皇宫之中,依旧保持着一份憨厚与善良,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了。
万历三十九年,岁在辛亥。
若论这一年,大明朝堂之上,最能牵动百官心弦,也最能引得各方势力暗流涌动的,莫过于那每隔六年便要举行一次的“京察”大典了。
明一代,这京察之法,乃是考察在京大小官吏政绩品行之重要途径,亦是天子用以巩固统治、澄清吏治、黜陟百司的关键手段。《明史·选举志》有云:“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自孝宗弘治朝以后,这六年一次的京察规制,便已正式确立,雷打不动。
依照品级高低,京官的考察方式也各有不同。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由皇帝“简擢”,意即由皇帝亲自决定其升迁贬黜;四品以下官员,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进行考核,再上奏皇帝定夺。
这本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员考核制度,旨在激励贤能,淘汰庸劣。然而,凡事有利有弊。自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为集权中央,一怒之下取缔了自秦汉以来延续千年的宰相之职后,六部九卿、各寺各监的堂官,便直接向皇帝负责。这种制度设计,在开国之初,皇帝励精图治之时,尚能勉强维持。
但到了如今这万历朝后期,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当今天子万历皇帝,早已不复青年时的英锐之气,多年来深居九重宫阙之内,与朝臣壅隔不通,一派怠惰疲惫的迟暮景象。
尤甚者,则常年不视朝,不御经筵,不亲郊庙祭祀,甚至连内外官员的空缺都不愿及时批复补任。大量的奏疏如同石沉大海,被“留中不发”,朝政运转几近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各衙门之间并无统属关系,内阁大学士虽有“票拟”之权,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并不能直接号令百官。如此一来,权力中枢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有真空,便有争夺。
这也很好理解,大家都平等,自然拉帮结派搞斗争。
于是乎,万历朝中后期,党争之风愈演愈烈,也便不足为奇了。各个派系的官员,为了争夺权力,排除异己,纷纷拉帮结派,互相攻讦。朝堂之上,不再是以国事为重,而是以派系利益为先。谁的人多,谁的声音便大;谁的官位高,谁的拳头便硬。一时间,乌烟瘴气,令人齿冷。
而这每逢巳、亥之年举行的京察,便成了各派势力角逐和清算对手的最佳战场。
今年,万历三十九年,正值辛亥,又是一个京察之年。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此次京察,吏部尚书一职,由素有“秦党”党魁之称的孙丕扬担任。这孙丕扬,为人刚直,但也颇有手段。他深知此次京察乃是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势力的良机,便早早地开始运筹帷幄,暗中联络在野的东林党人,准备联手出击,一举将朝中其他与其意见相左的党派势力,尽数扫除,以期“澄清玉宇”,独揽大权。
一时间,京城之内,暗流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这风声鹤唳的当口,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突然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花。
这道奏疏,矛头直指当朝一些官员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假公济私、扰乱朝纲的种种劣迹。其言辞之犀利,指控之严厉,令人触目惊心。
更令人侧目的是,秦聚奎在奏疏之中,竟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秦党”核心人物,吏科都给事中王图等人,痛斥其把持朝政,广植私党。
奏疏中更是大胆直言,如今这天下大势,似乎只剩下“秦人”说了算,皇上之意旨,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架空;天下群情汹涌,百官士子,也只知道趋炎附势,奔走于“秦人”门下,却不知这大明江山,究竟还有没有皇上!
如今的孙丕扬已不是昔日的孙丕扬,他听不进正确意见,导致众多正直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精神逐渐萎靡,使得群邪趁机诋毁他人。
这番话,说得是何等大胆!何等诛心!
奏疏一出,整个朝堂为之震动。
支持者拍手称快,认为秦聚奎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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