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元年，三月初七，惊蛰刚过。
洛阳城下了一场透雨。
雨是半夜开始下的，淅淅沥沥，敲打着吏部衙门的青瓦。寅时初刻，衙门后堂还亮着灯。陈瀚坐在案前，眼睛布满血丝，面前摊着三份名册：一份是去年各郡县税赋实收与账面差额统计，一份是御史台收到的民间讼状分类整理，还有一份最薄，只有七页，封面用朱砂写着“暗”字。
最后那份是猗顿今早派人送来的。
陈瀚翻开朱砂封面。里面没有名字，只有代号和简短的记录：
“雀三：大仓令刘淳，去岁秋，私售官仓陈米三千石于洛西米商，得银六百两。米商供认不讳，账册存证。”
“狐七：京兆尹府主簿张弼，借修葺官舍之机，虚报工料银八百两。工匠头目可作证。”
“鼬十一：工部水司郎中王邈，治河款项中，克扣民工食银，致三县河工罢役三日。河工联名血书在此。”
……
七条记录，每条后面都附着证据所在——或人证地址，或账册藏处，或物证位置。干净利落，像七把淬毒的匕首，刀刀见血。
陈瀚合上册子，揉了揉太阳穴。他想起三天前太子召见时说的话：“陈公，考成法能否立威，首战必须雷霆万钧。要打，就打那些民愤大、证据足、位置关键的。让天下人知道，朝廷这次是动真格的。”
“动真格的……”陈瀚喃喃自语，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他今年五十八了，历仕欧越三朝，见过太多“整顿吏治”，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抓几个小虾米了事。但这次不同——太子年轻，锐气正盛；皇帝在背后撑腰，目光已投向更远的海洋；而他自己……或许这是仕途最后一搏了。
“大人。”门外传来吏员的声音，“各司主事都已到齐，在前堂等候。”
“知道了。”陈瀚起身，整了整官袍，将那本朱砂册子揣入袖中。
走出后堂时，雨还在下。廊檐滴水成帘，在灯笼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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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堂坐了二十余人。
都是吏部、户部、刑部、御史台的相关官员，品级从五品到三品不等。见陈瀚进来，众人起身行礼，神色各异——有紧张的，有不以为然的，有等着看戏的。
“坐。”陈瀚在主位坐下，没有寒暄，直接开口，“奉太子令，即日起全面推行考成法。今日召集诸位，是要办第一桩案子。”
他示意吏员分发文书。每人一份，上面列着七个名字，以及简要案情。
堂内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大仓令刘淳？他可是已故刘太尉的侄子！”
“京兆尹府主簿……那可是京畿要职啊。”
“王邈是王尚书的本家堂弟，这……”
“肃静！”陈瀚敲了敲桌子，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闭嘴。他环视众人，目光如刀：“案情是否属实，自有证据说话。现在分派差事——”
“李御史，你带三人，持我手令，前往洛西‘丰裕米行’，调取去岁秋粮交易账册，拘押掌柜问话。”
“赵郎中，你去大仓，封存所有出入库记录，核验去岁存粮。”
“钱主事，你去河工三县，寻到那份血书，带河工头目回京。”
……
一条条指令发下，干净利落。每派一人，陈瀚就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具体证据所在——那都是从猗顿的册子里抄录的，精确到某街某巷某柜某格。
众人领命而去时，脸色都变了。他们这才意识到，陈瀚不是虚张声势，而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那些原本以为可以靠关系、靠背景蒙混过关的人，这次恐怕要栽了。
最后堂中只剩陈瀚一人。
雨声渐大。
他望着门外绵密的雨帘，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刚入仕时，老师说过的话：“为官者，当如尺。量人量己，不偏不倚。但这世上最难量的，不是田亩，不是货物，而是人心。”
如今，他手中握着的，正是一把量人心的铁尺。
只是这把尺，沾了血，就会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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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案结。
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大仓令刘淳私售官粮，京兆尹府主簿张弼贪污公款，工部水司郎中王邈克扣民工银两……七条罪状，条条触目惊心。
朝会之上，陈瀚呈上奏章。欧阳恒当廷宣判：
“刘淳，斩立决，家产充公，族人永不叙用。”
“张弼，流放琼州，遇赦不赦。”
“王邈，革职查办，追缴赃款，罚苦役三年。”
……
每宣判一个名字，殿中百官的脸色就白一分。尤其是那些与涉案者有牵连的，更是汗透重衣。他们这才真切感受到，新时代的规矩，真的立起来了。
退朝后，欧阳恒单独留下陈瀚。
“陈公辛苦了。”年轻的太子亲自为他斟茶，“此举必招怨恨，陈公可惧？”
陈瀚双手接过茶盏，笑了笑：“老臣这把年纪，还有什么可怕的。倒是殿下，新政刚启，就得罪这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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