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寅再次摇头，脸上露出无奈之色：“陈司寇忧患深远，文某岂能不知？然，我东瓯新立，地广人稀，百废待兴，正需大力鼓励民间开垦荒地，增加粮产。设此上限，无异于自缚手脚，恐极大挫伤大户及有余力者垦殖之积极性。且越地旧俗，部族众多，向来以族产、公田形式占有大量土地，如何折算？此律若强行推行，恐尚未见兼并之害，已先激化与各部族之矛盾，酿成内乱，岂非得不偿失？”
陈良寸步不让，声音提高了几分：“文相只见眼前垦殖之利，不见长远兼并之祸！防患于未然，正是立法者之职责！部族之产，可设为‘公田’，登记在册，由族内依据习惯法自行分配管理，但私人名义占田，必须严格设限！此乃固本培元，使耕者有其田之良策，纵有阻力，亦当力行！岂能因噎废食？”
淳于敬见火气又起，忙再次调和，引经据典：“《孟子·滕文公上》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土地乃民生之根本，财富之所出，确需谨慎立法，划定界限，以防无穷之后患。然，或可仿古制与变通之法并行，设定‘名田’上限，如陈司寇所言，但于新垦之边远瘠薄之地，为资鼓励，可适当放宽限制，或延长免税年限。至于部族公田，亦需逐步登记造册，纳入官府监管范畴，明确其赋税义务，然其内部治理，可暂依旧俗，徐徐图之，以求平稳过渡。”
争论的焦点随后转向《市贸律》的税率，陈良引述管仲“官山海”之策，主张“十一之税”以快速充实国库，备战备荒；文寅则依据实际商贸数据，认为东瓯商业初兴，应以吸引四方商旅为重，“十五税一”乃至“二十税一”更为适宜，待市场繁盛再行调整。对于《刑律》部分，争论尤为激烈。陈良坚持“窃钩者诛”的严刑峻法理念，认为即便是偷盗一只鸡、一束薪，也应施以相应肉刑或重罚，方能震慑宵小，使民不敢犯；文寅则力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指出“民贫则奸邪生”，主张对轻微犯罪，尤其是因饥寒所迫者，应以罚金、劳役、枷号示众等为主，避免制造过多囚徒，消耗国力，徒增民怨。淳于敬则引述《尚书》“刑新国用轻典”的古训，主张刑罚需与民情、国力相适应，强调教化的重要性，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议事堂内，法家的峻刻务实、儒家的仁恕教化、现实行政的利弊权衡，三种思想脉络清晰，交织碰撞，火花四溅。陈良引述《法经》、《商君书》，言辞犀利，逻辑严密；文寅则结合东瓯现状，举例说明，若对山中贫民盗采些许薪柴亦施以刖刑，非但不能止盗，恐反逼其铤而走险，聚众为盗，祸乱乡里；淳于敬则摇头晃脑，引用“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试图在各种极端之间寻找那条执中守正的平衡之道。
听着臣子们或激昂、或恳切、或引经据典的激烈辩论，姒蹄缓缓起身，踱步到敞开的窗边。窗外，远处校场上士兵们正在烈日下操练，呼喝声与兵器碰撞声隐隐传来；更远处，城外的阡陌之间，农夫们正弯腰在绿意盎然的稻田里劳作，身影微小却坚定。他的目光深沉地扫过这些景象，心中思绪翻涌，如同窗外的云卷云舒。法律，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维护一种绝对、不容置疑的秩序，还是为了保障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为了彰显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为了创造一个相对公平、能让勤奋者得到回报、使弱者有所依靠的环境？
他想起木鹿部那些渴望改变却又固于传统的山民，想起“沃土浆”带来的丰收希望，想起水师将士击退楚舰时的振奋欢呼，也想起那些在瘟疫和战乱中无声逝去的生命，想起流民眼中对安定生活的渴望。东瓯的根基，不在于严刑酷法让人恐惧，也不在于空泛仁政让人懈怠，而在于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士农工商，都能看到凭借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愿意为守护这份希望而奋斗。
良久，他转过身，目光已然变得清明而坚定，如同被泉水洗过的玉石。堂内的争论声在他转身的瞬间渐渐平息，所有人都望向他们的君主，等待着他最终的裁决，那将是指引东瓯未来方向的灯塔。
“诸君之论，引据充分，思虑周详，皆为国谋，孤心甚慰。”姒蹄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决断的力量，回荡在议事堂中，“然，法者，非为刻薄寡恩，立威于民；亦非为纵容无序，懈怠纲纪。其精要在乎一个‘度’字。过严则民不堪命，过宽则国无以立。”
他走向长案，目光落在那些承载着无数心血的竹简上，开始逐一裁定，语气清晰而果决：
“《军功爵令》，采纳陈司寇细分功绩之核心主张，以明赏罚，励士气。但具体细则，由文相牵头，会同苍泓将军及有经验的军中司马，拟定简明可行、易于战场核验之核算流程与标准，务求战时可操作，赏罚可及时兑现，不致成为具文。主要功绩，如斩首、先登、擒将，定下厚赏，立时兑现；次要功绩，如破阵、缴获、坚守等，设立明确记功等级，累积至一定程度，亦可晋爵或获赏。具体数额等级，由你二人与军方详细商定后报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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