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城笼罩在盛夏的湿热中，一场关于国体的大辩论正在悄然酝酿。这场辩论的核心人物颇为奇特——一位是美国政治学家，另一位是中国学者，两人本不相识，却因袁世凯的帝王梦而意外相遇。
洋博士东来记
古德诺博士，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会长，1913年夏天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戴着金丝眼镜，留着整齐的胡须，一副典型的美式学者派头。据说他刚到北京那天，正值酷暑，刚下火车就被一群记者围住，汗流浃背地回答着关于民主共和的问题，手中的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这位洋博士来华的身份是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年薪一万二千美元，相当于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年薪的十倍。京城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古德诺问秘书：“我的薪水这么高，是不是写错数字了？”秘书恭敬回答：“先生，总统说您值这个价。”古德诺摇头晃脑：“在美国，只有资本家才赚这么多，学者可是清贫得很呐！”
古德诺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一栋西式小楼里，每天早晨准时起床，先读英文报纸，再学半小时中文。他的中文教师姓王，是前清举人，常被他奇怪的发音逗得忍俊不禁。有一次古德诺想表达“民主很重要”，却说成了“冥主要重咬”，王举人连忙摆手：“先生，这话可不吉利，冥主就是阎王爷，重咬就是要多咬几个人啊！”
尽管语言不通，古德诺却对中国政治制度有着浓厚兴趣。他研究了从周朝到清朝的政治制度演变，甚至能说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统治年限。在一次晚宴上，他扳着手指头数道：“周朝八百载，汉朝四百余年，唐朝二百八十九年，宋朝三百一十九年...”满座中国官员无不惊讶。
湘潭才子的君宪梦
与此同时，在北京城的另一端，杨度正在他的书斋里奋笔疾书。这位湘潭才子，早年留学日本，对君主立宪制度情有独钟。他穿着长衫，手持折扇，即使在最热的夏天也保持着文人风度。
杨度的书斋堆满了中外书籍，最显眼处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条幅：“君宪救国”。朋友开玩笑说：“皙子（杨度字），你这书房应该叫‘君宪斋’才对。”杨度摇扇笑道：“若能使中国行君宪，我这书斋叫什么都行。”
有趣的是，杨度虽然推崇君宪，生活中却颇为新派。他剪了辫子，穿西服，喝咖啡，还教会了妻子使用刀叉。有一次在家举办沙龙，他亲自煮咖啡招待客人，结果咖啡壶爆炸，弄得满身咖啡渍。客人打趣道：“皙子兄，你这是要学西洋，连咖啡都要爆炸式的吗？”杨度不慌不忙地擦拭着衣服，答道：“这咖啡颇有革命精神，不愿被束缚在壶中啊。”
杨度与袁世凯相识于1907年，当时袁世凯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据说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从中国古代政治谈到西方宪政。告别时，袁世凯握着杨度的手说：“皙子大才，他日必当重用。”杨度后来常对朋友说：“袁宫保是真懂我的人。”
一场影响国体的会面
1915年7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古德诺与杨度终于见面了。会面地点安排在中南海瀛台，这里曾是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选择此地会面，颇有些耐人寻味。
古德诺准时到达，穿着全套西服，热得不停擦汗。杨度则是一袭夏布长衫，手摇折扇，显得从容不迫。两人语言不通，通过翻译交谈，却越谈越投机。
古德诺开门见山：“杨先生，我研究各国政体，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共和制度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杨度眼睛一亮：“博士有何高见？”
古德诺侃侃而谈：“中国地广人多，教育未普及，民众缺乏政治经验。骤行共和，犹如孩童舞大刀，难免伤及自身。”
杨度抚掌笑道：“博士真乃中国知音！我游学东瀛时，见日本行君宪而强盛；回国后见共和之混乱，深感中国需有权威 stabilization。”
两人的会谈从下午持续到傍晚，袁世凯派人送来冰镇酸梅汤和点心。有趣的是，古德诺第一次喝酸梅汤，被酸得皱起眉头，又不好意思吐出来，硬是咽了下去。杨度见状，悄悄吩咐侍从下次给古德诺准备咖啡。
这次会谈后，古德诺开始撰写那篇着名的《共和与君主论》。据说写作期间，他常与杨度切磋讨论。杨度推荐他读《论语》《孟子》等中国经典，古德诺则借给杨度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两人还因为“总统”与“皇帝”的翻译问题争论不休。古德诺认为中国的“皇帝”概念与西方的“君主”不同，杨度则坚持“天子受命于天，与西方君主受命于民，本质上都是立宪君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15年8月3日，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在《亚细亚日报》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文章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和的政治经验，若改行君主立宪，或许更利于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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