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成了帝制运动的理论依据。支持者如获至宝，反对者则痛心疾首。京城里流传起各种笑话。有人说古德诺的文章是“洋和尚念经”，有人则说他是“被袁世凯骗了还不自知”。
最有趣的是，各派人物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解读。保皇派说：“看吧，连美国大学者都说君主制好！”共和派则说：“古德诺是被利用了，他的本意不是这样！”中间派说：“其实古德诺说的是条件不成熟时不要轻易尝试共和，没直接说应该恢复帝制。”
杨度看到文章后，连夜求见袁世凯，兴奋地说：“总统，古德诺此文可谓及时雨，我们应当趁热打铁！”袁世凯故作矜持：“皙子，此事关系重大，还需从长计议。”但嘴角的笑意已经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
八月中旬的一天，古德诺接到美国使馆朋友的电话，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文章在中国政界引起了多大风波。古德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学术观点被各派别解读得面目全非。他试图澄清，但已经来不及了——文章如同脱缰的野马，在不同的政治目的驱使下奔向不可控制的方向。
筹安会风波
在古德诺文章的“理论支持”下，杨度认为时机成熟，开始积极筹划成立筹安会。8月14日，杨度联合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发表筹安会宣言，宣称“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公开鼓吹帝制。
有趣的是，这六人中被戏称为“六君子”，实则背景各异。严复后来声称自己是“被列名”，并未参与实际活动；刘师培则是因为学术观点与杨度相近而被拉入。京城里有人开玩笑说：“这六君子好比一桌酒席——杨度是主菜，孙毓筠是配菜，李燮和是调料，胡瑛是装饰，刘师培是餐具，严复则是那位被硬拉来付账的客人。”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忙得不可开交。他一方面要组织“请愿团”上书变更国体，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各方质疑。最让他头疼的是，许多前清遗老纷纷找上门来，要求袁世凯还政于清室。有一位前清王爷甚至天天到筹安会办公室喝茶，絮絮叨叨地说：“袁项城要做皇帝也得名正言顺，最好先宣统皇帝禅让才是。”
古德诺这边也不清净。他开始接到各国记者的采访请求，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有一次，一位英国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博士，您是否被袁世凯利用来为帝制制造舆论？”古德诺擦着汗回答：“我只是从学术角度分析各种政体的优劣，中国的政治决策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决定。”
更让古德诺哭笑不得的是，他开始收到各种奇怪的请求。有人请他写推荐信，有人请他帮忙留学，甚至有人问他美国有没有适婚年龄的富豪女儿可以介绍给中国官员。古德诺对秘书苦笑道：“我来中国是研究宪法的，不是来做媒人的。”
帝制闹剧与反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这场闹剧般的帝制运动达到高潮。
登基大典筹备期间，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准备龙袍，袁世凯命人查阅清朝档案，却发现许多规制已经失传。裁缝们只好参考京剧戏服设计龙袍，结果做出来的龙袍花花绿绿，被私下嘲笑为“戏台龙袍”。典礼官员还要教袁世凯如何走台步、如何摆手势，活像在排练一台大戏。
古德诺在此期间一直保持沉默。据说袁世凯曾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帝制政府的顾问，被古德诺婉言谢绝。他对朋友说：“我是一名学者，不是政治演员。”
杨度则意气风发，认为自己的君宪理想即将实现。他甚至开始起草新帝国的宪法大纲，设想着如何限制君权、保障民权。有趣的是，当他兴冲冲地将宪法草案呈送给袁世凯时，袁只是随手翻了几页就放在一边，淡淡地说：“皙子辛苦，容我慢慢看。”杨度退出后，袁世凯对儿子袁克定说：“杨皙子书生意气，做皇帝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洪宪帝制很快遭到全国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这场闹剧仅持续了83天。
帝制失败后，杨度成为众矢之的。他避居天津，终日反思。有趣的是，在这段最低落的时期，他竟然与古德诺又见了一面。这次会见没有翻译在场，两人用生硬的英语和汉字笔谈交流。
古德诺说：“杨先生，政治不是纸上谈兵。” 杨度回应：“博士，理想敌不过现实。” 两人相视苦笑，举杯对饮。
余波与转变
袁世凯死后，古德诺返回美国。他继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但对中国事务始终保持关注。有趣的是，1920年代当有人问他关于中国政体的看法时，他总是幽默地回答：“我现在只研究美国政治，中国问题应该问中国人自己。”
杨度则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他从君主立宪的鼓吹者逐渐转变为支持民主共和，最后甚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转变令他的老朋友大跌眼镜。有一次，他的前同事刘师培见到他，惊讶地问：“皙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新’了？”杨度笑着回答：“时代在变，人也要变。从前我认为君宪能救中国，现在我知道只有民主共和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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