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飞往北京的航班，在平流层以接近音速平稳飞行。舷窗外是永恒的、令人眩晕的蓝，下方铺展着般厚重、望不到边际的云海。秦默靠窗坐着，没有看书，没有看电影，甚至没有闭目养神。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目光似乎没有焦点，穿透了云层，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杜比剧院那晚的喧嚣与光影，如同被隔绝在另一个时空的幻梦。奖杯的冰凉触感，媒体闪光灯的灼热，社交网络上爆炸性的祝贺与持续不休的争议……所有这些成功的喧嚣，此刻都沉淀为一种异常清晰的寂静，在他体内回响。
他翻开随身携带的皮质笔记本，里面没有乐谱，只有零散的词句、速写和剪报。一页页翻过，蒙特勒湖边的晨雾，格但斯克船坞的阴冷，纽约录音棚里无休止的技术争论，洛杉矶后台与凌雪那短暂的、静默的相遇……这些片段如同电影蒙太奇，在脑海中闪过。他看到了自己的足迹，从东方到西方，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更大的舞台，从一个争议漩涡跳入另一个更复杂的舆论场。
他得到了什么？国际媒体的认可，顶级品牌的邀约，一个被冠以“东方诗人”的、闪亮的身份标签。他似乎成功地“走出去”了，用他的音乐，在世界的版图上，刻下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独特的坐标。
但，然后呢？
这种成功，有一种奇特的悬浮感。就像这万米高空的飞行，身处云端，俯瞰众生，却与脚下真实的大地失去了最直接的联系。他的音乐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解读，被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审视，收获赞誉也承受误读。而最初滋养他、让他写出《像我这样的人》、《追光者》的那片土地，那些在“逆光”音乐节台下为他点亮星海的、活生生的面孔，他们的声音，在遥远的喝彩与争议中，似乎变得模糊了。
他想起了回国短暂停留时，在“东区记忆”排练室外的夜市，听到隔壁桌几个年轻人放着网络神曲，歌词直白，旋律洗脑，却充满了鲜活的、未经修饰的生命力。他想起了小K、林薇他们眼中对更大舞台的渴望，以及偶尔流露出的、在面对西方音乐体系时的些许不自信。他想起了国内乐评人对他“曲高和寡”的质疑，以及天世之流不断试图将他标签化、工具化的暗箭。
“走出去”是为了什么？
仅仅是为了证明“我能行”？为了获得国际的奖赏和认证？
如果“走出去”的终点，是成为一个被世界音乐工业体系精心包装、陈列在全球化橱窗里的“东方奇观”，那与当初离开天世、追求独立表达的初衷，岂不是背道而驰？
埃文斯·伯格曼的工业体系强大而精密，能将他音乐的能量放大百倍，但也无形中塑造着表达的路径。凌雪说得对，“根，扎稳点”。这根，不在苏黎世湖畔的工作室，不在纽约的顶级录音棚，更不在洛杉矶的颁奖礼红毯。这根，深植于北京胡同的烟火气里，藏在“东区记忆”锈蚀的钢架下，流淌在每一个听懂他中文歌词的人会心一笑的瞬间。
“走出去”的意义，或许不在于离开，而在于回归。
是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学习更先进的方法，经历更严酷的淬炼，然后，带着这些收获，回到出发的地方。用更开阔的视野、更成熟的技术、更强大的内心，去反哺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去滋养那个他真正属于的华语乐坛。不是高高在上地“布道”，而是平等地、更深地融入，与新一代的音乐人一起，创造出既扎根本土、又具有世界格局的真正有力的声音。
飞机开始下降，穿透云层，下方的华北平原在晨曦中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城市的脉络，田野的肌理，熟悉而坚实。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牵引力，从脚下的大地传来。
他合上笔记本，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接机口，胖子、老炮、孙总监等核心团队成员早已等候，脸上洋溢着与有荣焉的兴奋。记者们的长枪短炮也围了上来。
“老秦！牛逼！载誉归来！”胖子冲上来就想拥抱。
“辛苦了。”老炮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是实实在在的关切。
孙总监则冷静地汇报着接下来的媒体安排和商业活动。
秦默应对着，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意，但眼神清明。坐上车，驶向市区，他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北京街景，忽然开口：
“胖子，之前谈的那几个国际代言，除了腕表和线香那两家理念契合的，其他都推了吧。”
“啊？”胖子一愣，“为啥？那可是真金白银……”
“老孙，”秦默没直接回答胖子，转向孙总监，“‘逆光音乐节’新锐计划的第二期招募，提前启动，规模扩大。增加一个‘国际工作坊’板块，以‘默集团’的名义，邀请埃文斯团队、还有合作过的那些优秀 session musician，过来做大师课和联合创作。”
孙总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点头：“好，我立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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