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的冬天没有鄂尔多斯的风沙烈,却透着一股钻骨的湿冷。杨树彬带着家人出了火车站,站在人潮涌动的广场上,手里攥着仅剩的几千块钱,第一次生出“无处可去”的茫然——之前的逃亡,不管是山东的地下室,还是包头的台球厅,至少能找到暂时安身的角落,可在银川,连租个偏僻的民房都成了难题。
他连着跑了三天中介,张口问“要不要身份证”,对方要么摆手拒绝,要么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他:“现在租房都要实名登记,没有身份证,谁敢租给你?万一你是逃犯,我们担不起责任。”
每次被拒绝,“马海燕”的脸色就沉一分。第四天晚上,她抱着哭闹的儿子,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彬哥,我们到底要逃到什么时候?小宝冻得发烧,妈也水土不服,再这样下去,不等警察来抓,我们自己就先垮了!”
杨树彬坐在冰冷的台阶上,抽着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马海燕”说得对,可他没得选——他不敢用“王学礼”的假身份,怕被中介查出破绽;更不敢暴露“杨树彬”的真名,那意味着灭顶之灾。
最后,还是在城郊的棚户区,找到了一间漏风的土坯房。房东是个独居的老人,眼神不太好,收了双倍押金,没要身份证,只说“你们好好住,别给我惹事就行”。
土坯房里没有暖气,晚上只能靠烧煤炉取暖。母亲的咳嗽越来越重,夜里常常咳得睡不着;儿子小宝适应不了气候,反复发烧,哭着要“回包头的家”;“马海燕”每天要去附近的餐馆洗碗,回来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眼里的疲惫却越来越重。
杨树彬找活干的路也格外艰难。他去工地应聘,工头要身份证登记;去菜市场扛菜,老板说“要熟人介绍,不然不敢用”;甚至想去捡破烂,都被当地的拾荒者警告“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外来的别插手”。
走投无路时,他只能去城郊的废品回收站,干最脏最累的分拣活。每天天不亮就去,在堆积如山的废品里挑拣塑料、金属,手上被划破的伤口结了痂,又被新的划痕覆盖。老板给的工钱少得可怜,一天只有三十块,勉强够买一家人的口粮。
日子的窘迫,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渐渐出现了裂痕。“马海燕”开始频繁地抱怨,从“当初不该跟着你”,到“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河南农村捡破烂”;母亲看着消瘦的孙子,也常抹着眼泪说“要是当初劝劝你,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杨树彬每次听到这些话,都只能闷头抽烟,或者干脆摔门出去,在棚户区的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走。他知道家人的委屈,可他没法解释,也没法改变——他就像一头困在牢笼里的野兽,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跟着自己受苦,却连保护他们的能力都没有。
有天晚上,他收工回来,看到“马海燕”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他们在包头时,带着小宝去公园拍的。照片上的“马海燕”穿着新买的羽绒服,笑着依偎在他身边,小宝举着,笑得一脸灿烂。
“彬哥,”她的声音带着哽咽,“我们还能回到以前的日子吗?”
杨树彬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眼眶瞬间红了。他想说“能”,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他知道,那些所谓的“好日子”,不过是用谎言和罪恶堆砌的泡沫,一旦戳破,就再也回不去了。
而此时,包头警方顺着“王学礼”的出逃轨迹,已经查到了银川。民警们拿着协查通报,在火车站、汽车站、棚户区等地走访排查,虽然暂时还没找到杨树彬的踪迹,却已经离他越来越近。
银川的夜,格外寂静。土坯房里,煤炉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一家人疲惫的脸庞。杨树彬看着熟睡的儿子,心里默默祈祷:再给我一点时间,等小宝好起来,等妈不咳嗽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可他不知道,安稳对他来说,从来都是一种奢望。逃亡的路还在继续,而这一次,他和他的“家”,已经快要走到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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