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的冬天来得早，寒风卷着沙砾，刮在脸上生疼。杨树彬裹紧身上的旧棉袄，跟着工头钻进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棚——这是他来鄂尔多斯后的第三份零工，干的是最累的搬砖活，日结工资，不用登记身份，正好符合他的需求。
工地上鱼龙混杂，大多是和他一样的临时工人，没人追问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叫“老王”，沉默寡言，干活却格外卖力。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累得倒头就睡，反而让他少了些噩梦的纠缠。只是偶尔歇工，看着远处工人们拿着身份证去小卖部办电话卡，他都会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那里空空如也，他连一张能证明自己“存在”的纸片都没有。
“马海燕”在家照顾孩子和母亲，日子过得紧巴巴。之前攒下的钱，一部分给了刀疤刘，一部分花在了搬家路上，剩下的没多少了。她学着在菜市场砍价，给孩子缝补旧衣服，甚至偷偷去附近的餐馆洗碗，每天赚几十块补贴家用。可每次看到“老王”下班回来，满身尘土、手上磨出血泡，她都忍不住红了眼——她知道，这个“丈夫”正在用最笨拙的方式，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猜忌就找上门了。同宿舍的工友“老周”，总爱打听他的底细：“老王，你咋不用身份证？是不是犯了啥事儿，在躲警察？”
杨树彬心里一紧，面上却装作无所谓：“老家穷，身份证丢了，一直没补办。”
可老周显然不信，之后总有意无意地盯着他，甚至在他打电话时（用的是匿名手机号），偷偷凑过来听。杨树彬察觉到了不对劲，干活时更加谨慎，从不和人多说一句话，夜里也不敢睡得太沉，总担心老周会去报警。
更让他心慌的是，包头那边传来了消息——他从一个偶尔联系的“旧相识”口中得知，刀疤刘被勒索后怀恨在心，虽然没敢直接说出“王学礼”的真实身份，却向警方匿名举报了“一个河南来的王姓男子，形迹可疑，可能是逃犯”。警方虽然没立刻查到鄂尔多斯，却重新启动了对“王学礼”的追查，在包头各个车站、旅馆张贴了新的协查通报。
“旧相识”劝他：“你还是赶紧再换个地方吧，包头警方现在盯得紧，万一查到鄂尔多斯，你就麻烦了。”
杨树彬挂了电话，坐在工棚的角落里，抽着烟，心里一片冰凉。他知道，鄂尔多斯也待不下去了，可他实在不想再搬家——母亲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孩子刚适应这里的生活，每天都会念叨着“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戈壁滩玩”。
“马海燕”看出了他的心事，晚上睡觉时，小声说：“彬哥，要不我们去南方吧？南方暖和，人也多，更容易藏起来。”
杨树彬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哪怕前路依旧充满未知，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第二天，他向工头结了工资，带着家人，坐上了去银川的火车。火车上，母亲抱着孙子，看着窗外掠过的荒漠，叹了口气：“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什么时候才能安稳下来？”
杨树彬握住母亲的手，声音沙哑：“快了，妈，等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安稳下来了。”
可他自己心里清楚，“安稳”这两个字，对他来说，或许永远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火车一路向南，载着他和他的“家”，驶向新的逃亡之地。而此时，包头警方已经根据刀疤刘的举报，锁定了“王学礼”的出逃方向，正朝着鄂尔多斯、银川的方向，一步步追查过来。
逃亡的路还很长，恐惧和不安依旧如影随形，可杨树彬知道，只要家人还在身边，他就必须坚持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只能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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