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的雪下得无声,落在棚户区的土坯房顶上,积起薄薄一层白。杨树彬揣着刚从废品回收站结的工钱,快步往家走——母亲的咳嗽又加重了,小宝还在发烧,他得赶紧去药店买些退烧药和止咳药。
药店的老板接过钱,递给他药,随口问了句:“家里人病得重?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吃点药怕是顶不住。”
杨树彬攥着药盒,含糊地应了声“不用”,转身就走。他何尝不想带家人去医院?可去医院就要登记身份,一旦暴露,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他只能祈祷,这些廉价的药,能让家人的病情好转一些。
回到家,看着母亲喝下药后依旧咳得撕心裂肺,看着小宝烧得通红的小脸,杨树彬的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马海燕”坐在床边,抹着眼泪说:“彬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小宝的烧一直退不了,再拖下去会出大事的……”
杨树彬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去城郊的私人小煤窑打工。他从棚户区的工友口中得知,小煤窑招临时工,不用身份证,工钱给得多,就是活计危险,随时可能出人命。
第二天一早,他就跟着工友去了小煤窑。下井的那一刻,潮湿的空气裹着煤尘扑面而来,狭窄的巷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着头顶的矿灯勉强看清路。井下的温度很高,汗水很快浸湿了衣服,他和其他工人一起,用铁锹铲煤,再用矿车把煤运出去,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每次下井,他都抱着“能活着上来”的念头。巷道里偶尔会传来石块掉落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让他心跳加速,生怕自己会被埋在这黑暗的地下,连尸体都没人发现。可一想到家里生病的母亲和孩子,他又咬着牙坚持下去——这里的工钱,是他唯一能给家人治病的希望。
靠着小煤窑的高工钱,他终于能带小宝去私人诊所看病,给母亲买了些好点的止咳药。家人的病情渐渐好转,“马海燕”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些,家里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一些。
可平静的日子,再次被一个意外打破。
那天他收工回来,刚走到棚户区的路口,就听到有人喊“王学礼”。他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想躲,却被对方一把抓住胳膊。“真的是你啊,王老板!”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熟稔。
杨树彬抬头一看,瞬间慌了神——是之前在包头开棋牌室时,经常来打牌的“李老三”。对方怎么会在银川?还认出了他“王学礼”的身份?
“李老三,你怎么在这儿?”他强装镇定,把对方拉到偏僻的角落。
“唉,别提了,”李老三叹了口气,“包头的生意不好做,就来银川投奔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怎么也来银川了?还住这么偏的地方?”
杨树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赶紧编了个理由:“包头的生意亏了,欠了不少钱,只能来银川躲躲债,怕被债主找到,所以住得偏一点。”
李老三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又说:“对了,前段时间包头警方还来我那儿打听你呢,说你涉嫌什么案子,让我看到你就报警。我看你不像是坏人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杨树彬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强笑着说:“肯定是误会,我就是欠了点钱,没犯什么事。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以后有空再聊。”
说完,他转身就走,几乎是逃着回了家。关上房门,他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李老三的出现,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他的身份危机。他不知道李老三会不会真的报警,也不知道警方会不会通过李老三,查到他在银川的落脚点。
“马海燕”看到他脸色苍白,赶紧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杨树彬把遇到李老三的事说了一遍,声音里带着颤抖:“我们必须马上离开银川,李老三认识‘王学礼’,万一他报警,我们就完了。”
“马海燕”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说:“又要搬家?妈和小宝刚好转一点,怎么经得起折腾……”
杨树彬看着她,心里满是愧疚,却只能硬着心肠说:“我也不想,可我们没得选。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当天夜里,他们再次收拾行李,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银川的棚户区,坐上了去兰州的火车。火车上,母亲和孩子都睡着了,“马海燕”靠在他的肩膀上,一言不发。杨树彬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心里一片茫然——这是他逃亡路上的第五次搬家,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他不知道,也不敢想。
而此时,包头警方已经从李老三口中得知了“王学礼”在银川的踪迹,虽然晚了一步,没能抓到人,却顺着火车线路,锁定了兰州的方向,继续追查下去。
逃亡的路,依旧漫长而艰难。杨树彬抱着怀里的儿子,感受着他均匀的呼吸,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多难,都要带着家人活下去,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只能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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