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的初冬
关外的寒风还盘桓在山坳里，一个消息却像乘着北风般，抢先一步灌进了我们乔家大院里——二叔要结婚了。
二叔今年二十八了，在村里早被归入“老大难”的行列。
那些年，他话越来越少，眉宇间总凝着一股挥不散的郁郁之气。
婚姻大事，便在这沉默的郁郁中一年年耽搁下来，成了爷爷奶奶心头一块日渐沉重的石头，压得他们夜里翻来覆去，对着漆黑的房梁无声叹息。
可谁也否认不了，二叔生了副极好的相貌。
那是种被书香浸过的英气：剑眉斜飞入鬓，眼眸清亮如寒星，一米七六的个子立在那里，肩背挺直，像棵风雪里也不肯弯腰的青松。
他走到哪里，哪里便仿佛亮堂了几分，真真是鹤立鸡群般的人物。
也正因这份出众，寻常人家的姑娘，倒像是衬不上他了。
奶奶的亲弟弟——我们的二老舅，他几番牵线，终于在省城为二叔撮合了一门亲事。
新娘子姓林，是首府毛纺厂的正式工人，吃商品粮的。
家里兄妹三人，她是唯一的女儿，上头一个哥哥已经成家，下头一个弟弟还在读书，她是被父母如珠如宝捧在手心里养大的姑娘，据说连厨房都很少进。
这背景，在庄户人听来，已带了几分云端上的矜贵。
这门亲事，从提亲开始，便透着一股子让人不敢小觑的“城里人气派”。
二叔单位分了房子，虽是老式联排房里小小一间，却也意味着他真正脱离了泥土，在省城的水泥地上扎下了根。
而最让人咂舌的是，是那笔传说中的彩礼——整整一千块。
在那个年头，一个壮劳力在地里刨食一年，刨去口粮也未必能剩下百十块；城里工人每月攥着几十块的工资，得精打细算着过活。
一千块，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像块沉甸甸的金砖，能把人梦里呼吸的空气都压得稀薄。
消息是傍晚传到母亲玉梅耳朵里的。
她正在昏黄的灶膛光里和面，准备蒸一锅明天吃的白面馒头。
水是温的，面是新的，原本揉得劲道十足。
可那消息像一阵冷风灌进来，她手上的动作肉眼可见地慢了下去。
最后几乎停滞，只是无意识地、反复地在那团越来越光滑柔软的面团上，按下一个又一个深深的指坑，仿佛想把自己心里那股无处着力的闷气，都摁进这沉默的食物里。
夜里，父亲难得休息，他靠在炕头就着油灯卷旱烟。母亲终于没忍住，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怕惊扰了窗外无边的夜色。
又像怕泄露出太多自己都嫌丢人的委屈：“同样都是儿子，怎么到了老二娶媳妇，就能掏出这么座金山来？
当年咱们……咱们那会儿……”
后面的话，她被一股更大的酸涩堵住了喉咙，最终只化作一声长长的、沉甸甸的叹息。
她觉得婆婆心里那杆一直以为还算平稳的秤，此刻秤砣“哐当”一声，毫无缓冲地砸向了另一端。
那份清晰的“厚此薄彼”，像一根浸了醋的牛毛细针，精准地扎进了心口最柔软处，不流血，却从此落下了一个每逢阴雨天便隐隐作痛、泛着酸胀的病灶。
转眼到了接亲的正日子。
尽管心里那团不快磨得人五脏六腑都发慌，母亲玉梅还是起了个大早。
她翻出箱底压了多年、只在最重要场合才舍得穿的那件黄格子呢外套！
头发是前几天特意到镇上烫的，时髦的大卷，此刻被她用发卡仔细拢在耳后，露出一段白皙的脖颈。
脸上薄薄扑了一层带着淡香味的粉，遮住了连日来睡眠不佳留下的憔悴。
晨光熹微，她立在院中。本就白皙的皮肤在香粉的衬托下更显光洁。
那双格外醒目的双眼皮大眼睛，因为心事而蒙着一层水色，反而少了平日的利落，多了几分复杂的韵味。
一米七的高挑身量，裹在裁剪虽不新潮却十分妥帖的外套里，腰身依稀可辨，竟丝毫不显土气，反而有种乡间少见的利落与挺拔。
她转身，决然地汇入了门外早已喧闹起来的迎亲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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