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是第一次出远门，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
收割后显得格外苍茫的原野，我们都像两只兴奋的麻雀，把整张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陌生世界。
事宴安排在了城中最为热闹繁华之处——一家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昭君”饭店内举行。
这场宴会规模并不大，但邀请的宾客皆是与我们家关系匪浅之人：家中至亲以及二叔和二婶在城市里结识的同窗好友及工作伙伴们。
想当年，二叔可是家出类拔萃的存在啊！
他自幼聪慧好学，尤其是那手如行云流水般飘逸灵动的毛笔字更是令人赞叹不已；不仅如此呢，听说二叔还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可以即兴赋诗答对哦！
正因如此优秀出众，二叔一直都是老师们心目中难以忘怀的“天之骄子”、未来可期的“栋梁之才”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推行导致高考被迫中断。
面对这一变故，二叔毅然投入到支援国家农业生产建设中。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他却未能知晓，因而错失良机。
次年，他仓促准备，却仍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第三年，题目难度骤增，差距更是拉大。
爷爷每每提及此事，总要就着旱烟长叹一声：“命运无常啊！”
二叔最终在不甘中回到城，捧起了“铁饭碗！”
因此，今天到场的同学很多，大厅里熙熙攘攘。
灯火通明，映照着铺了雪白桌布的圆桌和上面锃亮的餐具，穿着统一制服的服务员端着盘子灵巧地穿梭。
这一切，对看惯了村里粗瓷海碗、四方木桌的我和弟弟来说，都新奇得让人手足无措。
按照老家的习俗，我要给新娘子端洗脸水。
在小姑的帮助下，我颤颤巍巍地端着一个印着鲜红“囍”字的搪瓷脸盆，里面晃荡着半盆温热水，一步步挪到那位穿着大红西装套裙、烫着时髦卷发的二婶面前。
我努力回忆着母亲的叮嘱，细声细气地说：“二婶，请洗手。”
二婶真好看，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嘴唇涂得红艳艳的。
她笑着，用那双一看就没干过粗活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接过毛巾象征性地擦了擦手，然后塞给我一个红包。
我紧紧捏着那个红包，心里乐开了花——后来偷偷打开，里面居然是两张崭新的五十元纸币！
这对我而言，已是想象不到的巨款。
婚礼场面甚是宏大，接新娘所用的竟是单位的小汽车，此等风光，于村中而言，实乃难以想象。
然父亲依旧缺席，发来电报言又出长途车矣，领导有命，岂敢延误。
母亲孤身应对此全然陌生之场面，其脸上笑容仿若久戴之面具，总显几分僵硬与勉强。
夜晚归家的火车上，车厢随着铁轨规律地摇晃，弟弟靠在我身上早已睡得香甜。
母亲一直偏头望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夜色，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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