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走了，医务室里又安静下来，只有雨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沈雪梅坐回桌前，继续看体检报告。越看，心越沉。三十七个接触稀土的工人，有十一个肝功能异常，十五个血常规有问题，还有三个出现皮疹。虽然症状都不严重，但这是警报，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她想起去年老周的事，因为防护不到位，有机溶剂中毒，现在还在家里躺着，每个月靠厂里发的补助生活。老周的老伴三天两头来厂里哭，说家里没了顶梁柱，日子过不下去。每次看到那个场景，沈雪梅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她是厂医，是工人们的健康守护者，可她没能保护好老周，这是她的失职。
“不能再有第二个老周了。”她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再有了。”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劳保用品检测站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是个睡意惺忪的声音。
“哪位？这么晚了。”
“刘站长吗？我是红旗机械厂的沈雪梅。有急事，想请您帮个忙。”
“沈大夫啊，什么事这么急？”
“我们厂进了一批劳保手套，怀疑有质量问题，想请您帮忙检测一下。很急，最好明天就能出结果。”
“明天？沈大夫，你知道检测需要时间的，最快也要三天。”
“刘站长，真的等不了三天。工人们已经出现症状了，再拖下去，可能要出大事。您帮帮忙，加个班，检测费我出双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沈大夫，不是钱的事，是程序。这样吧，你明天一早把样品送过来，我亲自做，争取后天出结果。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真的是质量问题，可能要上报，要立案，事情就闹大了。”
“我明白，该报就报，该立案就立案。工人的安全大于天，这个道理我懂。”
“好，那明天见。”
挂了电话，沈雪梅长出一口气。她看看墙上的钟，已经凌晨一点了。但她还不能休息，她要把所有的体检报告整理好，写出初步分析报告，明天一早给齐铁军看。她要让齐铁军知道，劳保用品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不能姑息。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窗户，像鼓点一样急促。沈雪梅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漆黑的雨夜。红旗厂的厂区在雨幕中模糊不清，只有几盏路灯在雨中孤独地亮着。这个她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这个她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地方，现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强敌，内有隐患，前路艰难。
但她没有退路。她是厂医，是党员，是老工人的女儿。红旗厂是她的家，工人们是她的亲人。她要守护这个家，守护这些亲人，就像父亲当年守护她一样。
“爸，你在天上看着，女儿不会给你丢脸的。”她轻声说，转身回到桌前，重新拿起了笔。
长春火车站，晚上十一点。最后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火车晚点了半个小时，赵红英提着公文包，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雨下得正大，她没有带伞，只好站在屋檐下等雨小些。站前广场上，出租车排成长队，但打车的人更多，一时半会儿轮不到她。
夜风吹来，带着雨水的气息，有些凉。赵红英裹紧外套，看着雨中匆匆来去的人们。有回家的旅客，有接站的情侣，有拉客的旅店服务员，有卖小吃的小贩。九十年代的长春站，还没有后来那么繁华，但已经能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气息。人们行色匆匆，表情焦虑，都在为生活奔波。
“大姐，住店不？国营旅社，干净卫生，一晚上二十。”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手里举着牌子。
赵红英摆摆手，表示不需要。她的心思还在省城的那场谈判上。周明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卖地裁员，这是她能接受的条件吗？红旗厂三百多号人，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老工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除了拧螺丝、看机床，没别的技能。让他们下岗，他们能干什么？去摆地摊？去建筑工地？还是像眼前这个小贩一样，在火车站拉客？
她想起厂里的老张，钳工八级，技术大拿，但只有小学文化，除了机床，什么都不懂。去年他儿子考上大学，学费凑不齐，是厂里工友们你三十我五十凑出来的。如果老张下岗了，他儿子怎么办？还有老王，老婆有病，常年吃药，女儿还在上初中，一家三口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如果他下岗了，这个家就垮了。
“不能卖地，不能裁员。”赵红英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可是，钱从哪里来？十万的缺口，齐铁军卖房子能凑多少？剩下的怎么办？信托贷款的路断了，银行贷不出来，部里的经费有限，工人的集资款用完了。红旗厂就像一条搁浅的船，在沙滩上挣扎，眼看着潮水越来越远。
雨小了些，赵红英准备去坐公交车。这时，一辆黑色的丰田皇冠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探出一张脸，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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