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陆文婷重新坐回桌前。她打开台灯，从公文包里取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那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是父亲在莫斯科红场拍的，身后是圣瓦西里大教堂，天空飘着雪花。照片背面，父亲用钢笔写了一行字：“1964年冬，于莫斯科。技术可以超越国界，但人心有国界。记住，你永远是中国人。”
她抚摸着照片，指尖感受着相纸粗糙的纹理。父亲已经离开她十三年了，但她总觉得父亲还在身边，在她遇到困难时给她力量，在她迷茫时给她方向。这次去德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的不是苏联，是德国，是父亲曾经向往但没去成的工业强国。她要替父亲去看看，看看德国的工厂，看看德国的技术，看看德国人是怎么把工业做到世界一流的。
“爸爸，我要去德国了。”她轻声说，“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红旗厂的技术，中国人的技术，不会比任何人差。”
窗外，一辆洒水车驶过长安街，水雾在霓虹灯下形成彩虹。陆文婷关上台灯，躺到床上，但睡不着。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德国、实验、签证、经费。她知道，这次德国之行，关系到红旗厂的生死，也关系到她个人的前途。成，则红旗厂翻身，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败，则红旗厂可能真的撑不下去，她这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她胸口。但她没有退缩的念头，从她决定继承父亲遗志，投身润滑油研发那天起，她就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难，这么险。
夜深了，长安街渐渐安静下来。陆文婷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凌晨三点，才迷迷糊糊睡去。梦里，她回到了父亲的实验室，父亲穿着白大褂，在仪器前忙碌，回头对她微笑，说：“文婷，别怕，往前走。”
同一时间，长春红旗机械厂医务室里，沈雪梅还在灯下工作。桌上是厚厚一摞体检报告，她一份份地翻看，用红笔在异常数据上做标记。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五月的长春，夜雨还带着寒意。
医务室的门被推开了，老孙带着一身雨水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沈大夫，你要的东西，我都找来了。”老孙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这是过去三年劳保用品的采购记录，这是入库单，这是出库单，这是供货商的资质证明。我看了，供货商是市劳保公司，国营单位，资质没问题。但具体的采购经办人，是采购科副科长刘建国，刘副厂长的侄子。”
沈雪梅接过文件夹，快速翻看。采购记录很完整，从1992年到1995年，红旗厂所有的劳保用品都是从市劳保公司采购的，包括工作服、手套、口罩、防护眼镜等。采购价格看起来正常，和市场价差不多。但问题出在入库检验上——几乎所有的入库单上，检验员签的都是同一个名字：王大年。而这个王大年，是仓库管理员，也是刘建国的表弟。
“老孙，你查过这批手套的具体批次吗？是哪年哪月进的货？”
“查了，最近一批是今年3月进的，一共五千双。但问题可能不在这一批，而在之前的批次。我让工人把用过的手套都收上来了，发现有的已经用了两年，早就该报废了，但还在用。有的虽然新，但质量明显不行，一扯就破。”
沈雪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手套样品。这是普通的乳胶手套，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对着灯光看，能看出厚薄不均，有的地方薄得像纸。她拿起一把剪刀，剪开一只手套，看到内层有黑色的杂质，像是再生胶。
“这是劣质再生胶做的，杂质多，容易老化，防护性能差。”沈雪梅放下手套，脸色凝重，“老孙，这批手套，工人用了多久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用的。之前用的是上海产的，质量好，但贵，一副要三毛钱。这批是本地产的，便宜，一副只要一毛五。刘建国说，要节省开支，就换了。”
“一毛五？”沈雪梅冷笑，“市面上的正规乳胶手套，最便宜也要两毛五。他一毛五能买到，这里头肯定有问题。老孙，你帮我联系市质监局，我要送检。另外，你悄悄找几个信得过的工人，问问他们，这批手套用着怎么样，有没有人反应过问题。”
“沈大夫，你是怀疑……”
“我怀疑采购环节有问题。”沈雪梅打断他，“但没证据，不能乱说。你先去办，记住，悄悄办，别声张。尤其是刘建国那边，不要打草惊蛇。”
“我明白。”老孙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住了，“沈大夫，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刘建国这个人，不简单。他叔叔是刘副厂长，在厂里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你要查他，可能会惹麻烦。要不，等齐厂长回来，跟他说说？”
“等不及了。”沈梅摇头，“工人的健康等不起。多拖一天，就可能多一个人受害。老孙，你别怕，有事我担着。我就不信，在红旗厂，还有人能一手遮天。你去吧，注意安全。”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