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陆文婷重新坐回桌前。她打开台灯,从公文包里取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到最后几页。那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是父亲在莫斯科红场拍的,身后是圣瓦西里大教堂,天空飘着雪花。照片背面,父亲用钢笔写了一行字:“1964年冬,于莫斯科。技术可以超越国界,但人心有国界。记住,你永远是中国人。”
她抚摸着照片,指尖感受着相纸粗糙的纹理。父亲已经离开她十三年了,但她总觉得父亲还在身边,在她遇到困难时给她力量,在她迷茫时给她方向。这次去德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的不是苏联,是德国,是父亲曾经向往但没去成的工业强国。她要替父亲去看看,看看德国的工厂,看看德国的技术,看看德国人是怎么把工业做到世界一流的。
“爸爸,我要去德国了。”她轻声说,“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红旗厂的技术,中国人的技术,不会比任何人差。”
窗外,一辆洒水车驶过长安街,水雾在霓虹灯下形成彩虹。陆文婷关上台灯,躺到床上,但睡不着。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德国、实验、签证、经费。她知道,这次德国之行,关系到红旗厂的生死,也关系到她个人的前途。成,则红旗厂翻身,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败,则红旗厂可能真的撑不下去,她这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她胸口。但她没有退缩的念头,从她决定继承父亲遗志,投身润滑油研发那天起,她就知道这条路不容易。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难,这么险。
夜深了,长安街渐渐安静下来。陆文婷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凌晨三点,才迷迷糊糊睡去。梦里,她回到了父亲的实验室,父亲穿着白大褂,在仪器前忙碌,回头对她微笑,说:“文婷,别怕,往前走。”
同一时间,长春红旗机械厂医务室里,沈雪梅还在灯下工作。桌上是厚厚一摞体检报告,她一份份地翻看,用红笔在异常数据上做标记。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五月的长春,夜雨还带着寒意。
医务室的门被推开了,老孙带着一身雨水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沈大夫,你要的东西,我都找来了。”老孙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这是过去三年劳保用品的采购记录,这是入库单,这是出库单,这是供货商的资质证明。我看了,供货商是市劳保公司,国营单位,资质没问题。但具体的采购经办人,是采购科副科长刘建国,刘副厂长的侄子。”
沈雪梅接过文件夹,快速翻看。采购记录很完整,从1992年到1995年,红旗厂所有的劳保用品都是从市劳保公司采购的,包括工作服、手套、口罩、防护眼镜等。采购价格看起来正常,和市场价差不多。但问题出在入库检验上——几乎所有的入库单上,检验员签的都是同一个名字:王大年。而这个王大年,是仓库管理员,也是刘建国的表弟。
“老孙,你查过这批手套的具体批次吗?是哪年哪月进的货?”
“查了,最近一批是今年3月进的,一共五千双。但问题可能不在这一批,而在之前的批次。我让工人把用过的手套都收上来了,发现有的已经用了两年,早就该报废了,但还在用。有的虽然新,但质量明显不行,一扯就破。”
沈雪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查看手套样品。这是普通的乳胶手套,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对着灯光看,能看出厚薄不均,有的地方薄得像纸。她拿起一把剪刀,剪开一只手套,看到内层有黑色的杂质,像是再生胶。
“这是劣质再生胶做的,杂质多,容易老化,防护性能差。”沈雪梅放下手套,脸色凝重,“老孙,这批手套,工人用了多久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用的。之前用的是上海产的,质量好,但贵,一副要三毛钱。这批是本地产的,便宜,一副只要一毛五。刘建国说,要节省开支,就换了。”
“一毛五?”沈雪梅冷笑,“市面上的正规乳胶手套,最便宜也要两毛五。他一毛五能买到,这里头肯定有问题。老孙,你帮我联系市质监局,我要送检。另外,你悄悄找几个信得过的工人,问问他们,这批手套用着怎么样,有没有人反应过问题。”
“沈大夫,你是怀疑……”
“我怀疑采购环节有问题。”沈雪梅打断他,“但没证据,不能乱说。你先去办,记住,悄悄办,别声张。尤其是刘建国那边,不要打草惊蛇。”
“我明白。”老孙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住了,“沈大夫,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刘建国这个人,不简单。他叔叔是刘副厂长,在厂里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你要查他,可能会惹麻烦。要不,等齐厂长回来,跟他说说?”
“等不及了。”沈梅摇头,“工人的健康等不起。多拖一天,就可能多一个人受害。老孙,你别怕,有事我担着。我就不信,在红旗厂,还有人能一手遮天。你去吧,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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