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前一天，吴律师约我最后核对证据。
“对方可能会强调公司经营困难，抓阄是无奈之举，”吴律师分析道，“我们要坚持两点：一是程序违法，裁员没有合法依据和标准；二是即便裁员，也应优先留用老员工和家庭负担重的人，而不是随机抓阄。”
我点点头，心思却飘到别处。昨晚的纸条还放在口袋里，冰冷的触感时刻提醒我，明天的法庭不仅是法律之战。
“另外，”吴律师压低声音，“我听说对方律师私下接触过一些证人，可能有变数。”
“哪些证人？”
“主要是还留在公司的员工，他们可能会作证说抓阄是大家同意的。”
“那是被迫的！”我激动起来，“不同意就视为自动辞职，一分钱没有，这算什么同意？”
“我知道，但法庭上讲证据，”吴律师安抚道，“我们有抽签过程的录像吗？公司有没有书面通知说‘不接受抓阄即视为自动辞职’？”
我苦笑。公司精得很，所有威胁都是口头的，录像更是别想。
离开律所时，吴律师突然说：“陈默，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我查了你们公司的背景，法人代表半年前换了，新老板是从外地来的，之前做过几家物业公司，都是...用类似的方式大规模裁员，然后关门跑路。”
“你是说，这可能是故意的？”
“我不确定，但模式很相似。先用非法手段逼走老员工，省下补偿金，然后要么把公司转手，要么申请破产。”
所以这场抓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公平”或“无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掠夺。我们这些老员工的工龄、经验，在老板眼中只是待清除的成本。
愤怒让我暂时压倒了恐惧。
当晚，我把家人送到了岳母家。“为什么突然要我们去外婆家？”儿子不解地问。
“爸爸明天有个重要的会议，怕吵到你们。”我撒谎。
林静看出我的异常，但没多问，只是紧紧拥抱我。“小心点。”
他们离开后，房子空荡得可怕。我检查了每一个房间，锁好门窗，把老先生给的符贴在主要入口。然后我坐在客厅，等待。
什么也没发生。
直到午夜十二点，书房传来声音。不是纸张摩擦声，而是...写字的声音，钢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我握着一把锤子（我能找到的最像武器的东西），慢慢走向书房。门虚掩着，灯光从门缝透出。我记得很清楚，我关掉了所有灯。
推开门，书桌上的台灯亮着。一张纸平铺在桌上，一支钢笔悬在空中，正在纸上写字。没有人握笔，笔就那样自己移动，写下一个个红色的字。
我想跑，但脚像钉在地上。只能看着那支笔写完最后几个字，然后“啪嗒”一声掉在桌上。
纸上写满了“公平”，重复了上百次，密密麻麻，让人头晕。但在所有“公平”中间，留出了一块空白，上面只有两个大字：
接受
“我不接受。”我对着空房间说。
台灯突然闪烁，墙上的影子扭曲变形。那些影子从二维变成三维，从墙面剥离，向我靠近。影子没有脸，但每个影子的胸口都有一个发光的红字：裁、退、走、败...
我举起锤子，但有什么用呢？攻击影子？
就在第一个影子即将触碰到我时，口袋里的纸条突然发烫。我把它掏出来，发现上面的字变了：
法庭上分胜负
影子们停下动作，然后像退潮般缩回墙壁。台灯熄灭，一切恢复黑暗。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湿透。刚才那一幕如果不是幻觉，那么“它”同意将战场转移到法庭了。或者说，它自信在法庭上也能赢。
第二天早晨，我仔细刮了胡子，穿上最正式的衣服。镜子里的自己眼袋深重，但眼神坚定。出门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张纸条，它恢复了原样，只有“裁员”两个字。
老王和张姐在法院门口等我。老王看起来一夜没睡，张姐则在默默祈祷。
“小周来了，”张姐小声说，“虽然撤诉了，但还是来旁听支持我们。”
我看向不远处，小周站在柱子旁，对我们点了点头。
进入法庭，对方的人已经到了。经理、会计，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经理看到我，居然笑了笑，那笑容让我恶心。
法官入座，庭审开始。
对方律师果然如吴律师所料，大谈公司经营困难，抓阄是“民主决策”、“员工自愿参与”。他还出示了一份所谓的“同意书”，上面有部分员工的签名。
“法官大人，这些员工自愿参与抓阄，接受结果，现在却出尔反尔，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诚信问题。”对方律师义正辞严。
吴律师站起来反驳：“首先，这份所谓同意书是在抓阄当天仓促签署的，员工在失业威胁下被迫签名，不能代表真实意愿。其次，即使员工同意，也不能改变裁员程序本身违法的事实。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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