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否需要向建业庞令君禀报？或设法破坏？”
影先生沉思片刻，摇头：“暂且不必。司马昭此举，在意料之中。吴蜀十年之约初定，根基未稳，有些猜忌实属正常。庞令君与徐令君必有应对。我们只需将情报如实上报即可。眼下重点，仍是中原。司马昭的反制已经开始，我们的渗透需更巧妙，更要抓住那些真正对司马氏不满、且有一定实力的目标。”
他走到墙边巨大的中原舆图前，手指划过几个点：“颍川荀氏、陈留高氏、汝南袁氏旧部……这些家族树大根深，影响力广，且与司马氏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荀氏，书香门第，最重名节清誉，对司马懿专权早有微词。可加大接触力度，不必急于求成，以文化交流、学术探讨为名，先建立联系，潜移默化。”
“另外，”他补充道，“魏都督与邓将军在汝水与司马懿相持，后勤压力不小。可通过那些已建立关系的豪强坞堡，秘密采购粮草、药材，经隐秘渠道输送过去。价格可略高于市价，既是援助，也是巩固关系。记住，账目要清，手续要全，哪怕是通过第三方，也要做得像正常商贸。”
下属一一记下，迟疑道：“先生，如此大规模渗透与物资运作，耗费巨大，且风险日增。长此以往，恐被司马昭察觉，集中力量清剿。”
影先生澹澹道：“无妨。我们本就是水下的暗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司马昭若集中力量清剿一处，必有其他地方生出新的涟漪。中原太大，他清剿不过来。至于耗费……吴公既决意北向，些许钱粮，值得投入。记住，我们不是在打一场战役，而是在下一盘大棋，棋盘是整个中原。每一处落子，每一次渗透，都是在松动司马氏的根基，培育未来的变数。耐心，比刀剑更重要。”
他望向窗外，寿春城码头上，船只正在装卸货物，其中不乏运往北方的商船。“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中原看似平静，实则暗流已生。只待一个合适的契机，或许便是惊涛骇浪。”
成都的秋天来得更早一些，武担山上的树叶已染上些许金黄。丞相府虽已撤去灵堂，但那种失去主心骨的沉郁气氛，依旧弥漫在宫廷与街巷之间。
蒋琬与费祎的日子并不好过。诸葛亮的遗志如同无形的枷锁，督促他们必须稳住朝局，延续国策，而现实的重压却来自四面八方。
荆北、陇右的大捷，固然提升了朝廷威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封赏有功将士、抚恤阵亡家属、转运陇右粮饷、支持荆北新政……每一项都需要巨量钱粮。益州虽称天府，然连年北伐，府库本就不丰，如今骤然增加两大片需要输血的新土（陇右需建设，荆北虽归吴，但蜀国在联盟框架下亦需承担部分协作义务），财政立刻捉襟见肘。
更要命的是朝中人事。诸葛亮在时，以其无与伦比的威望和个人魅力，能够压服各方，使政令畅通。如今蒋琬、费祎虽得遗命，但资历、威望毕竟不足。一些元老重臣，如张裔（留守成都处理政务）、杜琼（学者型官员） 等人，虽未公开反对，但对蒋琬、费祎的一些决策（如大幅倾斜资源支持陇右姜维、对吴国在中原扩张持默许态度等）私下颇有微词，认为过于冒险，或忽略了益州本地的民生。
这一日，蒋琬正在尚书台与几名度支、仓曹的官员核算秋粮征收与拨付方案，户部尚书杜琼手持一份奏疏，面色凝重地求见。
“公琰，看看这个吧。”杜琼将奏疏递给蒋琬，“梓潼、巴西、巴东三郡太守联名上奏，言今夏雨水不均，恐有旱情，秋收或将减产。请求减免三郡本年部分赋税，并拨发常平仓存粮以备赈济。”
蒋琬接过，快速浏览，眉头紧锁。这三郡是益州北部粮仓，若其减产，不仅影响本地，更将波及供应汉中和陇右的粮道。
“杜公，此事确需重视。可派员速往查勘，若灾情属实，减免赋税、开仓赈济，自当办理。”蒋琬道，“然陇右姜伯约处，今冬明春粮草已做预算，大半需从益州调拨。若三郡减产，这差额……”
杜琼叹了口气：“老夫正是为此担忧。北伐连胜，疆土拓展，固然可喜。然国力支撑，首在粮秣。益州虽富，亦非无穷。如今东要协吴（虽非直接出粮，但战略协作需物力支撑），西要养陇，北要备汉中，本地尚有诸多工程、官吏俸禄、军备维系……长此以往，恐民力疲敝，根基动摇啊。”
他看了看蒋琬，语重心长：“公琰，文伟，你二人受武侯重托，老夫深知不易。然为政者，贵在权衡。关陇固然重要，然益州乃根本，不可不固。与吴联盟固然必需，然亦需警惕其势大难制。是否……暂缓对陇右的过度投入，先着力安定益州，积蓄数年，再图进取？与吴国交涉，或可要求其更多承担荆北、中原战事耗用，减轻我方压力？”
蒋琬沉默。杜琼所言，代表了一部分益州本土派官员的务实（甚至保守）观点。他们更关注益州自身的安定与发展，对持续的大规模扩张持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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