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愣了愣，然后猛地想起来。王德顺，他父亲那辈的老主顾，当年在前门一带做绸缎生意，后来去了台湾，一晃四十多年了。
“王先生！”嘉禾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您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看。”王德顺笑着说，“听说前门要拆了，赶紧回来看看，再看一眼。”
他点了几个菜，都是当年常吃的：糟熘鱼片、干炸丸子、烧二冬。嘉禾亲自下厨，一道道给他做。王德顺吃得慢，每道菜都尝很久，不说话。
吃完，他放下筷子，叹了口气：“还是这个味儿。四十七年了，还是这个味儿。”
嘉禾坐在他对面，没说话。
王德顺说：“当年你父亲在的时候，我隔三差五就来。后来去了台湾，最想的就是这一口。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着这糟熘鱼片的味儿，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他顿了顿，又说：“嘉禾，这馆子，得保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这些味儿。味儿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那天晚上，嘉禾送走王德顺，回到店里，在那张老位置上坐了很久。
六
第二天，他去了趟报社。
他有个老主顾，是《北京日报》的记者，姓刘，来过店里很多回，写过几篇介绍沈家菜馆的文章。嘉禾找到他，把拆迁的事说了，把地契给他看了。刘记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沈师傅，这事儿我可以报道，但您得有心理准备，不一定有用。”
“我知道。”嘉禾说，“但总得试试。”
过了几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九十年老字号面临拆迁，一根扁担挑出的味道谁来留住？》。文章写了沈瑞安进京、挑扁担创业的故事，写了沈家菜馆三代传承的历史，写了那张光绪年间的地契，也写了王德顺从台湾回来吃最后一顿饭的事。
文章见报当天，沈家菜馆的电话就没断过。有老主顾打来的，有街坊打来的，有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的，都说支持沈师傅，不能让老字号拆了。还有几个年轻记者跑来采访，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在后院那根扁担前拍了半天。
嘉禾不大习惯这些，但他没躲。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又过了几天，事情有了转机。区里来电话，说让沈师傅去一趟，有领导要见他。
那天去的是个年轻干部，姓陈，据说是区里专门负责这事的。陈干部态度挺好，给嘉禾倒了茶，说：“沈师傅，您的事儿我们都了解了。老字号嘛，确实应该保护。但规划是早就定好的，改起来不容易。”
嘉禾说：“我没要求改规划。我就要求保留这一间。”
陈干部笑了笑：“您这一间，正好在规划红线里头。要保留，就得改红线，牵一发而动全身。”
嘉禾没说话，只是把那张地契的复印件推到他面前。
陈干部看了看，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您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七
那段时间，嘉禾几乎每天都去区里。他不吵不闹，就是坐着等，等了一上午，等到下班，第二天再来。有时候能见到人，有时候见不到。有时候对方客客气气，说正在研究；有时候对方不耐烦，说您别来了，来了也没用。
有天他从区里出来，天已经黑了，下着小雨。他没带伞，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走到前门箭楼底下，他停下来，站在雨里看了很久。
箭楼的灯光昏黄，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映出一片片光斑。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来看过这里的灯。那时候是正月十五，前门大街挂满了灯笼，人山人海，他骑在父亲肩膀上，看见远处的灯像星星一样。
现在那些灯没了，那些人也都没了。
他回到家，浑身湿透，建国和和平都在店里等着，见他回来，赶紧上前。
“爸，您怎么不打个电话，我们去接您。”和平递上干毛巾。
嘉禾擦了擦脸，说：“没事，淋点雨，清醒。”
建国看着他，说：“爸，要不……就算了吧。咱们拿补偿款，找个新地方开，也是一样的。”
嘉禾抬头看他：“一样的？”
建国没说话。
嘉禾说：“你爸当年挑着担子来北京，找到的就是这个地方。他在这儿支摊、开店、娶妻、生子，一辈子没挪过窝。你说新地方一样，能一样吗？”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你爸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建国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嘉禾的手，说：“看好了这个家。”
嘉禾说：“这个家，就是这间馆子。馆子在，家就在。馆子没了，家就散了。”
那天晚上，父子俩没再说话。店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雨还在下，打在屋檐上，滴滴答答的。
八
又过了一周，陈干部又来电话了，说让沈师傅再去一趟，这回有结果了。
嘉禾去了，这回见的不是陈干部，是个更大的领导，姓吴，是副区长。吴区长挺客气，让他坐下，倒了茶，然后说：“沈师傅，您的事儿，我们认真研究了。老字号嘛，确实应该保护。但规划也确实是早就定好的，改起来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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