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去房管局。房管局的人翻出一堆泛黄的档案，说您这房子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得慢慢查。他问要多久。对方说，不好说，一两年，三五年，都有可能。
一两年，三五年。等查清楚了，这房子早拆了。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起就出门，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一只旧帆布袋，里头装着各种材料——父亲的遗嘱、当年的房契复印件、街道开的证明、老邻居的联名信。他去了区里、市里、甚至托人问到了上头。有的地方客客气气，说您反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有的地方不耐烦，说您别折腾了，这事儿定局了。
有天他从外面回来，自行车骑得慢，经过前门箭楼时停下来，站在路边看了很久。箭楼还是那个箭楼，他小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六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可箭楼边上的那些老胡同，一条一条在消失。
他想起父亲沈瑞安。父亲是一九〇七年从廊坊来北京的，那时候他才十五岁，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锅碗瓢盆。父亲在宫里当过差，跟着御膳房的师傅学过手艺，清朝垮了，他就自己出来闯。前门这地方热闹，人来人往，他在胡同口支了个摊子，卖些火烧、面条、简单炒菜。慢慢地有了点积蓄，租了间门脸，再后来盘下了整间铺子。
父亲说过，这间铺子是他一勺一勺炒出来的，一担一担挑出来的。那时候穷，买不起好料，他就每天天不亮去菜市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洗洗干净，照样能做出味道。后来日子好了，他始终不舍得扔那根扁担，说是要留着，给子孙后代看看。
那根扁担现在就搁在后院的杂物间里，落满了灰。
嘉禾推着车，慢慢往家走。
四
拆迁办的人又来了几回。有一回，带队的是个科长，姓周，四十来岁，说话和气，态度却很坚决。
“沈师傅，我知道您这馆子有年头了，老字号嘛，街坊都有感情。但城市规划是大局，您也得理解理解我们。”
沈嘉禾给他倒了杯茶，说：“周科长，我不是不理解。我就问一句，能不能原址保留？”
周科长摇头：“这不可能。这一片全部要推平，盖商厦和写字楼，规划图上都画好了。”
“那我这馆子呢？”
“您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异地安置。我们可以在新楼里给您安排个铺面，位置肯定好。”
沈嘉禾没接话，低头喝茶。
周科长又说：“您考虑考虑，这事儿拖不得。下个月就开始入户签约，签了有奖励，不签……”
“不签怎么样？”嘉禾抬起头。
周科长笑了笑，没往下说。
那天晚上，嘉禾一夜没睡。他坐在后院的藤椅上，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院墙上爬着的丝瓜藤。这些他看了几十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如果拆了，这些就都没了。
第二天一早，建国来了。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嘉禾。
嘉禾打开，是一张发黄的纸，折得四四方方，边角都磨毛了。
是地契。
光绪三十四年的地契，写着沈瑞安的名字，盖着官印，清清楚楚。
嘉禾愣了：“这……不是交上去了吗？”
建国说：“爸当年留了个心眼。交上去的是抄件，原件一直藏着。文革的时候他埋在院子里，后来告诉我地方。这些年我一直没动，想着没准儿哪天用得着。”
嘉禾捧着那张地契，手有些抖。纸已经脆了，一碰就掉渣，但上头的字还能看清：“立卖契人王赵氏，今将自置门面房一所，坐落大兴县前门外……”
他看了很久，抬起头，眼眶有些红。
建国说：“爸当年说，这间铺子是他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嘉禾点点头，没说话。
五
有了地契，事情有了转机。嘉禾又跑了几趟，这回把地契复印件带上，说话也有了底气。但拆迁办的人还是那句话：规划定了，改不了。
那阵子，前门一带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的街坊签了约，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有的还在观望；有的死活不签，天天坐在门口骂街。推土机已经开进了几条胡同，轰隆隆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一阵一阵的，听得人心里发慌。
沈家菜馆的生意倒没受太大影响。老主顾们照常来，坐下点菜，吃完了抹抹嘴，临走时说一句：“沈师傅，您这馆子可千万要保住啊。”嘉禾笑笑，说：“您慢走，下回再来。”
有天晚上，店里来了个老头，头发全白了，走路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他一进门，就四下打量，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走到门边的老位置上坐下。
嘉禾正在灶上忙，没注意。和平过去招呼，老头说：“我找沈师傅。”
和平把嘉禾叫过来。嘉禾看着老头，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老头笑了笑：“嘉禾，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王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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