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把最后一杯酒倒进喉咙里的时候，杯底映出头顶那盏昏黄的灯，像一只浑浊的眼睛。
他已经喝了六瓶啤酒，眼神开始涣散，但人还清醒着——这种清醒比醉了更难受，因为醉了就可以什么都不想，而他偏偏醉不了，那些画面、那些片段、那些在八个月里反复播放的场景，像一把钝刀，来回地锯着他的神经。
“哥，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傻？”他把空酒瓶往桌上一顿，发出闷闷的一声响，“八个月，我他妈撑了八个月。”
坐在他对面的是他表哥周远。周远没有说话，只是又开了一瓶啤酒，推到他面前。这家大排档开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铁皮棚子搭的，四面漏风，十二月的寒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烤串凉得比吃得还快。但陈屿非要来这里，说这里的啤酒最便宜，一瓶比别处便宜一块五。周远当时想说“我请你”，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知道，表弟现在需要的不是一顿饭，是一个能听他说完的人。
烤炉上的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映在陈屿脸上，把他的疲惫和憔悴照得一览无余。他今年三十一岁，但看起来像三十五。眼角的细纹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出来的，眉心的川字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都凸出来了。
周远记得半年前参加他婚礼的时候，陈屿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酒店门口迎宾的时候笑得像个傻子。那时候他一百六十斤，脸圆圆的，眼睛被笑挤成两条缝，逢人就说“谢谢谢谢”，嘴巴咧得能塞进一个拳头。新娘子沈玥站在他旁边，穿着拖尾婚纱，妆容精致，笑容得体，确实漂亮，漂亮的像杂志上走下来的人。
那时候周远就想，表弟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娶了这么个天仙。
现在他才明白，有些天仙是供在天上的，娶回家就是请了一尊佛。
“我当初就不该结这个婚。”陈屿用筷子拨拉着盘子里最后几粒花生米，花生米在盘子里滚来滚去，怎么也夹不起来，他索性把筷子一扔，端起杯子又灌了一口。
“那你当初怎么想的？”周远终于开口了。
陈屿沉默了很久。大排档的老板在远处炒菜，铁锅和铲子碰撞的声音在夜风里传过来，叮叮当当的，像是在敲一首没有节奏的歌。他盯着桌上的油渍看了半天，那块油渍已经凝固了，在灯光下反着暗黄色的光，形状像一片落叶。
“相亲认识的，”他说，“第一眼看过去，是真的好看。”
这话说得老实。周远没有接茬，等着他往下说。
“我承认，我是个肤浅的人。”陈屿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媒人把照片发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就觉得行。见了面之后，更觉得行。她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头发披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说话声音也不大，温温柔柔的。我当时就想，这姑娘要是能嫁给我，我这一辈子就值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乎是自言自语：“我那时候不知道，温柔是要钱的。”
沈玥的条件摆在明面上：彩礼二十八万八，一分不能少。县城里要有一套房子，不能贷款，全款写两个人的名字。车可以暂时不买，但婚后一年内得买，不能低于十五万。婚礼要在县城最好的酒店办，婚庆公司要请最好的，蜜月要去三亚。
陈屿的父母都是县城工厂的普通工人，母亲前两年退休了，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出头，父亲还有三年才能退，工资也就四千多。二十八万八的彩礼掏空了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县城的房子花了一百一十多万，其中有四十万是跟亲戚借的。陈屿自己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一个月工资七千出头，在这座小县城里已经算不错的收入了。
他把这些账一笔一笔地算给周远听，声音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财务报表，但念到每一个数字的时候，他的眉头都会不自觉地抽动一下，像是在念什么咒语，念得越多，疼得越厉害。
“你觉得我傻不傻？”他忽然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被酒烧的还是想哭憋的，“这些钱，够我躺平好几年了。我花这么多钱，娶个祖宗回来供着，我是不是脑子有病？”
周远递给他一根烟，他接过去，手抖得打火机打了三四次才点着。他猛吸了一口，烟呛进了气管，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眼泪都咳出来了。他抹了一把脸，分不清哪些是咳出来的，哪些是真的。
陈屿记得新婚第一天的早上。
那是七月中旬，天热得像蒸笼，蝉在窗外叫得人心烦。他六点半就醒了，这是多年上班养成的生物钟，不管头一天多晚睡，第二天到点就醒。他翻了个身，看见沈玥还睡得正香，头发散在枕头上，睫毛长长的，呼吸很轻很匀。
他看了她一会儿，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这是他老婆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以后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他轻手轻脚地起了床，怕吵醒她，连拖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地板上，去厨房做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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