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兮若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她就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心里有什么事拱着，像玉婆婆养的那只橘猫，天不亮就用脑袋顶门，拱啊拱的，把门拱开一条缝，挤进来，跳到床上，拿爪子拍你的脸。
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分不清是路灯还是天亮。她伸出手，摸了摸床头柜上的泥人。泥人还站在那里，硬邦邦的，凉凉的，胳膊一长一短。她又摸了摸旁边那枚木头戒指——昨晚她摘下来放在泥人旁边，想着今天去领证，戴不戴都行，但又觉得不戴着不踏实。
她坐起来，拿起戒指，重新戴在无名指上。转了一下，还是有点大，但不会掉。
她下了床，光脚踩在地板上。南市的九月，地板不凉，温温的，和那拉村的泥地不一样。那拉村的泥地，早晨踩上去是凉的，到了中午就烫脚，太阳晒了一整天，傍晚踩上去像踩在灶台上。
她去浴室洗了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头发有点乱，眼睛有点肿——昨晚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今天的事。她拿冷水拍了拍脸，拍了拍眼睛，又拿梳子把头发梳顺了。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精神了一些，但还是有点恍惚，像是在梦里没完全醒过来。
她回到卧室，打开衣柜，站在前面看了很久。穿什么去领证？这是个问题。衣柜里挂着一排衣服，有裙子，有衬衫，有牛仔裤，有西装裤。她一件一件地看过去，手指头从衣架上滑过去，像念归摸那些泥人，摸了一遍又一遍，拿不定主意要哪一个。
最后她选了那件蓝布衣裳。
不是因为它好看——它确实不好看，蓝得土气，针脚歪歪扭扭，袖口上还有一块洗不掉的槐花汁印子。但她觉得今天应该穿它。这件衣裳是她在那拉村的槐树下缝的，一针一针缝了好几天，缝的时候念归在旁边追猫，玉婆婆在灶房里熬粥，高槿之坐在她旁边刻木头。衣裳上的每一根线都缝着那几天的日子，缝着槐花的香，缝着阳光的温度。
她穿上衣裳，对着镜子看了看。袖口那块黄印子很明显，像一块胎记。她摸了摸那块印子，没觉得不好看，反而觉得踏实——那是那拉村留给她的记号，洗不掉的，像一枚印章，盖在她身上，证明她去过那里，在那里坐过，在那里等过，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过一个人的影子。
她从包里掏出那封信，展开，看了看最后一行字——“他明天回来了。我们去领证。这次真的去了。”——然后她把信纸叠好，放回包里。她把包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确认了三遍：身份证在，户口本在，那枚木头戒指在手指上戴着，泥人在床头柜上站着。她想了想，又把那把干槐花从包里拿出来，换了一个小袋子装着，重新放回去。她要把那拉村的香味带在身上，今天是个大日子，应该带着。
她站在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早晨还是那个样子，灰蒙蒙的天，热烘烘的空气，远远近近的喇叭声。但她觉得今天的空气不一样，今天的空气里有一股甜味，不是槐花的甜，是别的什么甜，说不清楚，像是糖化在水里，看不见，喝一口就知道。
她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坐下来，又站起来，又坐下来。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是黑的，她看了它好几遍，没有新消息。高槿之说今天的飞机回来，她查过航班，上午十点半到南市。现在才七点，还有三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她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三个半小时。
她想起在那拉村的时候，等一个人不需要看时间。太阳升到槐树顶上了，就该做饭了；太阳落到山后面了，就该收衣裳了。时间不是数字，是光和影，是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是猫的瞳孔从细变圆。现在她坐在南市的公寓里，对面墙上挂着一个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跳得她心慌。
她站起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得她打了个哆嗦。她喝了一口，没喝完，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她又坐下来，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登机了吗？”
消息发出去，屏幕上显示“已发送”，然后变成“已读”。她盯着那个“已读”看了十秒钟，对话框里出现了一个省略号——他在打字。
“刚到机场，在办登机。昨晚改签了，原来的航班取消了，改到中午十二点半的，下午三点到。”
她看着这条消息，愣了一下。十二点半，下午三点。不是十点半了，是下午三点。她算了算，还有八个小时。
“怎么取消了？”
“说是天气原因。花都这边在下雨，早上的航班都取消了。”
她走到窗前，看了看南市的天空。灰蒙蒙的，但没有下雨的意思。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半个脸，光线软塌塌的，像没睡醒。
“南市是晴天。”她回了一条。
“那就好。到了给你消息。”
她放下手机，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三个半小时变成了八个小时，她准备了一早晨的力气，一下子泄了一半。但她告诉自己，没关系，八个小时而已。四年半都等了，不差这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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