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凌晨四点四十一分,许兮若醒来。
不是闹钟。是身体里的钟。
她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月光很淡,淡得像一层快要化掉的霜。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线灰白色的光——天快亮了。
她伸手去拿手机。
手停住了。
手机不在床头柜上。
她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手机在楼下客厅里。昨晚和高槿之说话到很晚,回来的时候忘了拿上来。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没有来信提醒。没有耳机里的风声、铃铛声、他的声音。
只有窗外的鸟叫。永春里的鸟,不是那拉村的鸟。叽叽喳喳的,很吵,不像那拉村的鸟叫声那么脆,像水滴落在石头上。
她忽然有点不习惯。
二十二天。二十二封信。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一分,他的声音会准时出现在耳机里。像约定好的。像心跳。像天亮。
今天没有了。
因为他回来了。
她侧过头,看着身边空着的半边床。昨晚他睡在客房。父亲安排的。说虽然之前在那拉村办了婚礼但没领证不能住一起。他笑着答应了,说好。
她想起昨晚。
昨晚七点,她跑下楼,看见他站在13号楼下面,背着那个很大的包,抬着头看着她的窗户。她跑过去,跑到他面前,停下来,看着他。
他也看着她。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右边比左边多翘一点点。
他说:“兮若,我回来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看着他脸上的疲惫,看着他眼睛里的光,看着他嘴角的那个笑。二十二天。二十二封信。每天凌晨四点四十一分。每天站在日晷旁看天亮。每天等这个声音叫她的名字。
现在他站在她面前。
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他张开手臂。
她走进去。
他抱着她。很紧,很紧,像怕她跑掉。他的外套上有风的味道,有火车的味道,有那拉村的泥土的味道。她把脸埋在他肩膀上,闻着那些味道。
他说:“我变成一封信了。”
她说:“我收到了。”
就这些。
没有更多的话。没有哭,没有笑,没有那些她想象过很多次的对话。就这两个句子。然后他们就那么站着,在13号楼下面,在傍晚的余晖里,像两封终于寄到的信,叠在一起。
后来父亲下来了。母亲也下来了。他们站在楼道口,看着他们。然后父亲走过来,拍了拍高槿之的肩膀,说:“回来了就好。上楼吃饭。”
母亲包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高槿之吃了三碗。父亲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问那拉村怎么样,问雪化了没有,问那些等的人还在不在。高槿之一一回答。说雪化了,草长出来了,等的人还在等,有些人等到了,有些人还在等。
许兮若坐在旁边,听着他说。听着他的声音。那个声音,她听了二十二天,在耳机里。现在在空气里。不用戴耳机,不用调音量,就坐在她旁边,说着话,吃着饺子,偶尔看她一眼,笑一下。
她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像做梦。
吃完饭,他们坐在客厅里。父亲修收音机,母亲织毛衣,高槿之讲那拉村的故事。讲阿依达尔,讲王德明,讲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人,讲那首《等草长出来》。他讲到扎西的那块石头,讲到李秀莲摸草的样子,讲到那些人站在村口等天亮,一排一排,像一支队伍。
许兮若听着,想着那些她听过很多遍的声音。现在那些声音变成了故事,从他嘴里讲出来,有了画面,有了温度,有了颜色。
讲到很晚。
然后父亲说,不早了,睡觉吧。安排高槿之去客房。他站起来,看着她,笑了笑,说:“晚安,兮若。”
她说:“晚安。”
然后他上楼了。
她坐在客厅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她也上楼了。手机忘在桌上。
现在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鸟叫。
没有来信提醒。
但他回来了。
五点整,许兮若下楼。
天亮了。今天的亮是那种金灿灿的亮,太阳从云后面跳出来,圆圆的,红红的,像一颗刚煮熟的心。阳光照在厨房的窗户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她走进厨房。
高槿之站在那里,正在煮粥。
他听见脚步声,回过头,笑了笑。
“醒了?”
“嗯。”
“粥马上好。你坐着等。”
她坐在餐桌前,看着他。看着他系着母亲的围裙,看着他用勺子搅动锅里的粥,看着他的背影。那件深灰色的外套脱了,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袖子卷到手腕,露出晒黑的手臂。
他盛了两碗粥,端过来,在她对面坐下。
“尝尝。我学的。在那拉村,岩叔教的。”
她低头喝了一口。粥很稠,米香很浓,里面还有几颗红枣。
“好喝吗?”
“好喝。”
他笑了。
他们喝着粥,不说话。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碗里,照在粥的热气上。那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阳光里打着旋儿,像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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