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是丁秋楠的声音，有些哑，像是已经睡了。
“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这么晚了，还没睡？”
“刚忙完。”
又是沉默。谭苏握着话筒，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想说“我挺好的”，又觉得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他想说“厂里一切都好”，又觉得丁秋楠不想听这个。
“小雪睡了吗？”
“睡了。八点多就睡了。睡前还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谭苏没有接话。
丁秋楠也没有再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电话里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隔着几千公里，隔着电话线，一粗一细，一快一慢。
过了好一会儿，谭苏开口了。
“过一阵子，我回去一趟。”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谭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行了，你忙吧。早点睡。”丁秋楠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似的。
电话挂了。谭苏握着话筒，听着里面的忙音，嘟嘟嘟，一声一声的，像心跳。
第二天，谭苏把老马叫到办公室。
“老马，我要回去一趟。”
老马愣了一下。
“回去？回哪儿？”
“回京城。回去看看。”
老马看着谭苏的脸，那张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神和平时不一样。
平时谭苏的眼神是往里收的，像一把刀藏在刀鞘里。今天的眼神是往外放的，像刀从刀鞘里拔出来了一点。
“谭总工，您多久没回去了？”
“忘了。”
老马没有再问，转身出去安排了。
谭苏走的那天，天还没亮。他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那封老马给他的信，那封信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了，信纸被磨得起了毛边，有些字已经看不清了，但他舍不得扔。
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老马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
“谭总工，我送您到省城。”
“不用。我自己开车。”
“您多久没摸方向盘了？”
“用不着摸。路我认识。”
老马没有下车，把方向盘握得更紧，好像怕谁抢走似的。
“还是我送您吧。您路上还能眯一会儿。”
谭苏没有再坚持，上了车，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
车子开出厂区大门的时候，天边刚刚露出一丝亮光。戈壁滩上的风还是一样刮着，吹得路边的沙砾沙沙地响。
老马开得很稳。
“老马，厂里的事，你盯着。王大柱那边，装配的间隙还要再调紧一点。他现在的标准是零点一毫米，能不能调到零点零八？”
“能。我跟他讲。”
“小周那边，新飞控的测试不能停。每一架出厂之前，飞控系统必须连续运行四十八小时，不能出任何故障。”
“明白。”
“还有发动机厂那边。新设备到位了，让他们把产能再提高百分之二十。不是百分之十，是百分之二十。”
“我明天就打电话。”
谭苏交代完了，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车子在戈壁滩的公路上颠簸着，晃得他有些犯困。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见小雪坐在他肩膀上，两只手抓着他的头发，咯咯地笑。
他跑得很快，风从耳边呼呼地刮过。小雪问他爸爸我们去哪儿，他说去公园。小雪说公园里有蝴蝶吗，他说有，好多好多蝴蝶。
小雪高兴得使劲拍手，拍得他的脑袋咚咚响。
他醒了。车子已经到了省城火车站。老马把车停在站前广场上，帮他把帆布包从车上拿下来。
“谭总工，到了京城给我打个电话。”
“好。”
“家里缺什么东西，您告诉我，我让人捎过去。”
“不缺。”
谭苏接过帆布包，走进候车室。候车室里人很多，到处是背着行李的旅客，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泡面和汗味混合的气息。
他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看着进站口的时钟。
时钟上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跳，很慢，像戈壁滩上那些怎么也刮不完的风。
火车晚点了，广播里一遍一遍地播着，声音刺耳。
谭苏坐在椅子上，旁边一个老大爷跟他搭话。
“同志，您这是去哪儿？”
“京城。”
“出差？”
谭苏想了想。
“算是吧。”
“您这工作，够辛苦的。看您的脸晒得，戈壁滩上待的吧？”
谭苏笑了笑，没接话。
火车终于来了。谭苏上了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把帆布包放在枕头旁边，躺了下来。
火车开动了，哐当哐当的声音很有节奏，车轮碾过铁轨的接缝，一下一下的，像人的心跳。
窗外的风景从戈壁滩变成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变成华北平原。地面上的绿色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来越密。
到了京城，天已经黑了。谭苏走出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说了家属院的地址。
出租车穿行在京城的街道上，路两旁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下显得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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