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只留下那股冷梅混着朱砂的香气，久久不散。
王景年跪倒在地，抱着那只空荡荡的瓷盒，失声痛哭。
他哭婉娘的悲惨遭遇，哭自己的无能为力，哭这七日虚幻的幸福，哭那句“守宫守的是心，不是身”。
他明白了。婉娘用生命守住的，不是那层所谓的“清白”，而是她对爱情的纯粹与执着。她宁愿死，也不愿带着污点留在他身边；她宁愿化作飞灰，也要在他心中留下一个“完璧”的印象。
而胭脂娘子给他的，不是起死回生的奇迹，而是一个告别的机会，一个放下的契机。
代价，他已经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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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后，王景年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几亩薄田，祖传的几件家具，还有他这些年抄书攒下的微薄积蓄。
他在烟罗巷口，租下了一间小小的铺面。铺面不大，只有一间正房带个后院，原是做针线铺子的，老板搬走了，空了许久。王景年请人重新粉刷了墙壁，做了几张简陋的书桌和条凳，又托人去东市买了些启蒙用的《千字文》《百家姓》，还有几刀最便宜的毛边纸。
他在门楣上挂了一块匾，匾是请隔壁棺材铺的老木匠做的，普通的松木板，刨得光滑，他自己用毛笔写了三个字：婉君书塾。
“婉君”，是婉娘的小字，只有他知道。
开张那日，没有鞭炮，没有贺客。王景年搬了张凳子坐在门口，面前摆着张桌子，桌上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块木牌，牌子上写着：“授业解惑，男女皆收。束修随意，贫者免。”
坊巷里的人路过，都好奇地张望。有熟识的邻居过来问：“王书生，你这是……要开蒙馆？”
王景年点头，神色平静：“是。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还收女娃？”那人诧异，“女娃读书有什么用？”
“读书明理，不分男女。”王景年看着巷子深处，声音很轻，“读了书，明事理，懂是非，将来遇到不公，才有勇气反抗，有能力保护自己。”
那人摇摇头，走了。觉得这书生怕是受了刺激，脑子不清楚。
可没过几日，还真有人把孩子送来。
先是巷尾卖豆腐的张家，家里有个七岁的女娃，叫小莲，性子怯懦，常被邻家男孩欺负。张婶听说这里不收钱，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送来了。
接着是西街打铁的李家，有个九岁的儿子，顽劣不堪，整天在坊巷里撒野，李铁匠管不住，干脆送来让王景年管教。
再后来，人渐渐多了。有家境贫寒交不起束修的，有父母双亡跟着祖母过活的，有身体有残疾被其他蒙馆拒收的……王景年来者不拒，一一接纳。
书塾里的日子，简单而充实。
每日清晨，王景年起身，洒扫庭院，打水，生火煮粥。粥是小米粥，熬得稠稠的，配着咸菜和蒸饼，孩子们来了，一人一碗，吃得干干净净。
上午教识字。他从最简单的“天地人”教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讲字形，讲字义，讲背后的道理。他教得耐心，孩子们也学得认真。朗朗的读书声从书塾里飘出来，混着巷子里酒肆的叫卖声、布庄的织布声、药铺的捣药声，织成一股鲜活的市井烟火气。
下午教写字。纸不够，就用沙盘，孩子们用树枝在沙上一笔一画地描。王景年一个个看过去，纠正握笔姿势，讲解笔画顺序。阳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孩子们专注的脸上，那些稚嫩的面孔，在光里显得格外生动。
他特别关照女孩子们。
教她们读书识字，也教她们女红刺绣——用的是婉娘留下的绣样和针线。他不懂刺绣，便请了布庄的老板娘来帮忙，老板娘感念婉娘生前的好，欣然答应，每旬来一次，教女孩子们基本的针法。
他更教她们道理。
讲《女诫》《内训》，也讲《诗经》《楚辞》。他告诉她们，女子读书不是为了考功名，是为了明事理，懂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值得坚守的，什么是应该反抗的。
“女子立身，首在自重。”他常对女孩子们说，“不是别人觉得你该怎样，你就该怎样。你要自己想清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些话，在当时的坊巷里，简直是惊世骇俗。常有人背后议论，说王书生教坏了女娃，将来嫁不出去。
王景年听见了，只当没听见。他依旧每日授课，批改作业，闲暇时便坐在窗前，摩挲着那只羊脂玉盒。盒底的刻字已经被他摩挲得光滑，那股冷梅混着朱砂的香气，似乎永远都不会散去。
他知道，这就是他的代价。
求来了七日的重逢，便要付出一生的思念与孤寂。他终身未娶，将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书塾里，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
有人劝他：“王先生，你还年轻，该续弦找个伴。婉娘在天有灵，也会希望你过得好。”
他总是笑着摇头：“我心中已有婉娘，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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