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南方一个二线城市打工，具体哪个城市我就不说了，免得有人对号入座。那时候我刚结婚没几年，孩子才三岁多，正是黏人的时候。
那年夏天特别反常，入秋了还在刮台风，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空气里潮得能拧出水来，墙皮都返碱起了霉斑，一股子土腥味。
就是在那半个月里，我儿子开始不对劲的。
起初只是有点流鼻涕，我媳妇给他吃了点小儿氨酚黄那敏，也没太在意。到了第三天晚上，孩子突然就烧起来了。
那种烧法很邪门。不是那种脸红扑扑的热，而是浑身滚烫，像个小火炉，但他的手脚却是冰凉的，指甲盖都透着一股青紫色。最吓人的是，他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眼神发直，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的某一个点。
我和我媳妇当时就慌了，连夜抱着孩子去了市儿童医院。
半夜急诊人不多，但值班医生看了看，说是病毒感染，开了退烧药和输液单。我们在医院折腾了一宿，孩子的体温确实降下来了点，精神也好了一些，能喝点水了。
我们以为没事了，第二天上午输完液就回家了。
结果，当天晚上十点多，刚把孩子哄睡着，那股邪火又上来了。
这次比上次更严重。体温计一量，39度8。吃了美林，贴了退热贴，一点用都没有。孩子开始说胡话，嘴里嘟嘟囔囔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声音很尖细，完全不像他平时的声音。
我媳妇吓得直哭，我也急得团团转，赶紧又往医院送。
这一次，医生也觉得不对劲了。血常规、胸片、甚至连脑电图都做了，结果全是正常的。各项指标都在范围内，找不到任何感染源。
“可能是幼儿急疹？或者是积食？”医生也只能这么含糊地说，“再观察观察吧，不行就住院。”
住院？我们当然愿意。可是住院三天，每天挂着吊瓶，孩子的体温就像过山车一样，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十二点准时高烧，准时说胡话。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瘦了一圈，黑眼圈重得像熊猫。我媳妇更是天天以泪洗面，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心都碎了。
到了第五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雨点砸在窗户上啪啪响，像有人在外面拍门。
孩子又烧起来了。这次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看着床尾。然后，他伸出手，对着空气做出了一个“嘘”的手势，接着就开始咯咯咯地笑。
那笑声太渗人了，完全不是小孩子那种天真的笑，而是那种很诡异、很阴冷的笑，听得我头皮发麻。
我媳妇当时就崩溃了，扑过去抱住孩子喊：“宝宝你怎么了？妈妈在这儿啊！”
孩子转过头，看着我媳妇，眼神陌生得可怕。他张了张嘴，用一种很苍老、很沙哑的声音说：“别吵……他在跟我玩呢……”
那一刻，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平时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但眼前发生的一切，科学根本解释不通。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眼神？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我媳妇抱着孩子哭得浑身发抖，我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事儿可能真的不是病。
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是我一个远房表舅打来的。
这个表舅是我妈那边的亲戚，平时很少联系。他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后来在一个道观里打杂，学了点中医和看相的本事，在老家那边有点名气。
我接起电话，声音都在抖，把孩子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
表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问了我一句：“孩子是不是最近去过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或者你们家附近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
我想了想，这半个月一直下雨，我们除了去医院就是在家，哪也没去。等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在孩子发烧前的那个周末，我媳妇为了晒被子，把家里阳台的窗户全打开了。我们家住高层，楼下是一片老旧的拆迁区，据说以前是个乱葬岗。那天风特别大，把楼下的一些灰尘和纸屑都卷上来了。
我把这事跟表舅说了。
表舅叹了口气：“这就对了。这叫‘冲煞’。孩子眼净，容易招东西。现在的医院只能治身病，治不了这种‘外邪’。你们这样，别在医院耗着了，越耗越虚。你现在立刻回家，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窗帘拉上，别让孩子再看外面。”
“那孩子怎么办？这烧退不下去啊！”我急得吼了出来。
“我现在赶不过去，”表舅说，“我有个老朋友在你们市里开了个古玩店，也是个行家。你现在立刻去找他。他那里有个东西，你借来用一晚。记住，一定要客气，借东西要讲规矩。”
表舅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老陈”。
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怀里还在说胡话的孩子，又看了一眼满脸泪痕的媳妇，咬了咬牙：“走，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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