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中，距离“短毛”打下临高县城已过月余。对临高百姓而言，日子照旧过，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最扎眼的，是辫子。
县城四门贴的《剪辫令》被雨水打湿了边角，可上面的话依旧刺眼：“凡我治下军民，限一月内剪除豚尾，逾期不剪者，以心怀前朝论处。”落款是“南明共和国琼州省临高县军政管制委员会”，盖着谁也不认识的红印。
起初没人敢动。留发不留头的恐惧刻在骨子里。但变化很快来了。
先是县衙里留用的旧书吏、衙役，某天清晨集体出现在街上——脑后光溜溜，只剩短茬，穿着新发的灰短褂，模样怪异。紧接着，被收编的本地团练和降兵，也统一剪了发。后来，那些胆大或想谋出路的市井青皮，也偷偷找剃头匠剪了。
一个月将满，县城里十之七八的男子，脑后已不见那根辫子。剩下的，要么躲家里，要么用帽子头巾紧紧裹着。巡查的短毛兵不挨户搜，但街上撞见，便面无表情拦住，递上剪刀。抗拒的，直接押走，说是“学习改造”。
乡下的情况更复杂。除了县城附近和大路边的村子被频繁巡逻震慑，大部分偏远乡里，百姓还藏着辫子观望。短毛们似乎不急，只是通过各村被“请”去县城开过会的保长、甲长传话：“秋收前，各村自查。秋收后，大军下乡，见辫即剪，绝无宽贷，顽抗者以对抗南明统治论处，就地正法。”
这话带着血腥气，通过保长们发颤的嘴传开，没人敢当耳旁风。
土地和赋税，是另一桩悬在心头的大事。
县衙门口，“南明共和国琼州省十税一永不加赋令”的告示贴得牢靠，旁边还立了新刻的石碑，把条文凿在上面，以示“永为定制”。十个抽一个，还写明“正赋之外，永不加派火耗、杂捐、丁银”，这对被“三饷”、“加征”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户来说，像做梦。不少老农蹲在石碑前，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摸，嘴里喃喃：“真的只收十斗？永不加？”
可紧接着的疑惑是：这“十税一”，抽哪块地？怎么抽？
短毛们似乎还没腾出手彻底清丈田亩。户房的老书吏被逼着翻出残破的黄册和鱼鳞图册片段，根本对不上实际田地。短毛派出的年轻“干部”，带着剪了辫的本地向导和持枪治安军，开始下乡“摸底”，但也只沿着大道，在几个大乡大村转转，召集乡老地主问话，量些明显的无主荒地或官田，并未全面铺开。
这种“只闻雷声，不见雨点”的状态，让各乡势力心思浮动。有精明胆大的中小地主，已悄悄整理地契，预备等短毛真来丈量时，靠主动“投献”或“捐献”部分田产，换个“开明士绅”的名头。也有田地来路不正、或平日盘剥过甚的豪强，心中惶惶，紧闭门户，约束子弟佃户，又暗暗派人打听短毛的“政策”。
真正让乡间震动的，是短毛对 “恶霸” 的处置。
过去一个多月，临高境内，至少四家名声狼藉的大户被连根拔起。
县城薛半城，放印子钱逼死人命，强占民田，民怨极大。短毛进城第三天，一队兵直接围了薛家，从地窖里搜出大量借据、地契和白银。薛半城及其几个为恶的子侄被当众锁拿，在城隍庙前公审。薛家田产、店铺、浮财尽数没收，挂上“南明共和国琼州省临高县公产”的木牌。薛半城本人被判“劳动改造”，押去百仞滩工地抬石头。
马袅盐场附近的一个盐霸，控制灶户，私设刑堂，克扣盐斤，动辄打杀。短毛的“海上巡逻队”（郑三炮部改编）接到灶户哭诉，直接上岸拿人，捣毁私盐仓，将盐霸及其打手绑送县衙。盐场被“暂行代管”，灶户们领到了第一个月足额“工钱”。
另有乡间鱼肉百姓、甚至暗中勾连土匪的两家土豪，治安军半夜包围，天亮破门，证据确凿。家主及核心爪牙或杀或关，田产宅院充公，粮食浮财部分赈济本地贫苦，部分运回县城。
这几件事下来，乡间风气为之一肃。以往横行乡里的痞棍、恶奴收敛许多，连催租逼债都“客气”了些。百姓们私下议论：“这些短毛，不像是来收粮征丁的……倒像是来‘除害’的？”
更让百姓信服的，是短毛审案。
他们设立了“临时民事法庭”，公开审理旧案冤案。读书人林逸清被堂叔勾结胥吏夺产、诬陷、剥夺功名一案，人证物证确凿，快速审结。侵吞的田产宅院归还林逸清，涉案者判劳役。林逸清的功名冤案被宣告无效，准其参加新朝“人才选拔”。城西马寡妇被豪强勾结里长强占薄田的旧案，同样迅速审结，田产归还，豪强里长判劳役。
两桩案子，一涉及读书人功名与族内欺凌，一涉及农妇生计与乡里豪强，审理过程公开简洁，判决干脆。百姓亲眼看见，这些“短毛老爷”是真会为平民做主，不惧豪强，不理旧日人情，手段雷厉风行。这种“青天”形象，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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