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林见星坐在穆勒教授办公室的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窗外的天色从铅灰转为更深的铁青,午后的光线被厚厚的云层过滤,在室内投下模糊的影子。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老式座钟的钟摆在规律摆动,发出单调而沉重的滴答声。
穆勒教授坐在对面的扶手椅里,双手交叉放在膝上。这位六十多岁的德国学者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眼神温和但锐利。他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正是昨晚他托施密特议员转交给林见星的那些资料。
“所以你都看完了?”穆勒教授用英语问,声音低沉。
林见星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我很抱歉,林先生。”穆勒教授推了推眼镜,“我知道这些东西……很沉重。二十年前,我在做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时,偶然接触到‘振东国际’的案例。当时就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一个工地事故,处理得太‘干净’了,干净得不正常。”
他顿了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老旧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
“你看,这是2004年我在上海做田野调查时的笔记。我采访了几个当时在浦东做建筑工程的工人,其中一个人提到2003年夏天‘有个打游戏的年轻人死在工地’,说‘赔偿给得特别快,家属都没闹’。我问细节,他就闭口不谈了,眼神躲闪,明显是害怕。”
笔记本的页面已经泛黄,德文和中文夹杂,字迹工整。林见星的目光落在那行中文上:“打游戏的年轻人死在工地”。父亲的一生,在别人嘴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后来我通过关系,看到了那份内部备忘录的复印件。”穆勒教授继续说,“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背后不简单。但我是个学者,不是调查记者,更不是警察。我能做的,只是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等待……也许永远等不到有人来问的一天。”
他看向林见星,眼神复杂。
“直到亚历克斯联系我,说林建国的儿子在查这件事。二十二年了,林先生。你父亲如果知道,一定会为你骄傲。”
林见星的手颤抖了一下,茶杯里的水漾出一圈涟漪。
骄傲?
如果父亲知道,这二十二年来母亲是怎么以泪洗面的,他自己是怎么在仇恨和痛苦中挣扎的,怎么从一个单纯热爱游戏的少年变成现在这个满心疮痍的人……
父亲会骄傲吗?
还是会说:别查了,好好活着?
林见星不知道。
他放下茶杯,声音沙哑:“教授,这些文件……您是怎么拿到的?”
“一部分是通过学术交流,当时‘振东国际’想拓展欧洲市场,需要一些‘正面案例研究’,主动提供了一些内部资料——当然,是经过筛选的。”穆勒教授说,“另一部分,是我这些年通过其他渠道慢慢收集的。你知道,学术界有自己的网络,有些退休的官员、离职的员工,会在晚年说出一些秘密。”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重的档案夹。
“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也许对你有用。”他把档案夹放在林见星面前,“2006年到2010年,顾振东逐步退出电竞行业的完整记录。包括他如何通过海外公司转移资产,如何‘处理’掉知情人员,如何把整个事件包装成一个普通的商业投资案例。”
林见星翻开档案夹。里面是更多的文件、邮件记录、银行流水,甚至有几张照片——王建在不同场合的照片,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个人明显在“发福”,穿着从普通的夹克变成名牌西装,手上的表从电子表变成劳力士。
一个“已故”的人,活得比谁都滋润。
“这个人,”穆勒教授指着王建的照片,“是关键。如果能找到他,让他开口……”
“他不会开口的。”林见星说,“这种人,骨头硬得很。”
“也许。”穆勒教授坐回椅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王建的弱点是他的儿子——2012年送去英国留学,现在在伦敦一家投行工作。他很爱这个儿子,为了儿子,他什么都肯做。”
林见星抬起头:“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法律手段走不通,可以试试其他方法。”穆勒教授的眼神变得深邃,“当然,这需要非常谨慎的操作。而且……你需要考虑清楚,为了真相,你愿意走到哪一步。”
愿意走到哪一步?
这个问题,林见星问过自己无数次。
起初,他只是想弄清楚父亲到底怎么死的。后来,他想让犯错的人付出代价。再后来……他想摧毁整个顾家,想让他们也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
仇恨像藤蔓,在他心里疯狂生长,缠绕着每一寸理智,勒得他喘不过气。
但现在,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看着父亲那张年轻的照片,看着穆勒教授眼中那种学者特有的、对真理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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