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雨，和上海的不同。
上海的雨是冷的，带着初冬的凛冽，打在皮肤上像细密的针。而曼谷的雨，即使在十二月，也是温热的，黏稠的，带着热带植物蒸腾出的水汽和香料的味道，像一场永不结束的桑拿。
林见星站在素坤逸路一家便利店门口狭窄的屋檐下，看着眼前的雨幕。
雨水从霓虹灯招牌上流下来，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汇成一条条浑浊的小溪。摩托车在雨中穿梭，溅起一片片水花。行人们穿着雨衣或撑着伞，匆匆走过，没有人多看这个站在便利店门口的年轻中国人一眼。
他穿着三天前被带走时的那身衣服——简单的白色T恤，牛仔裤，运动鞋。衣服已经皱了，沾着灰尘，还有手腕上那圈淤青在白皙的皮肤上格外刺眼。他没有行李，没有钱包，没有护照，只有口袋里那部手机，和手机里那条来自苏沐白的加密信息。
“星星，我是沐白。如果你能看到这条信息，回复我。告诉我们你的具体位置，我们会想办法接你回来。”
他回复了。
然后他收到了第二条信息：“待在原地，找一个安全的公共场所，比如便利店或者咖啡馆。我们会立刻安排人过去接你。保持手机开机，随时联系。”
所以他走进这家便利店，买了一瓶水，然后在门口站着等。
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雨没有停的意思。便利店里的冷气开得很足，从玻璃门里渗出来，和他身上潮湿闷热的衣服形成鲜明对比，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冰凉的水滑过干涩的喉咙，带来一丝清醒。
三天。
他在那个酒店房间里待了三天。
第一天，是恐惧。被两个陌生男人从机场带走，蒙着眼睛塞进车里，带到一个陌生的房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他。他尝试过反抗，但手腕上的淤青证明那毫无用处。
第二天，是困惑。看守他的人不说话，只是按时送水和食物。房间里有一台电视，但只能看泰语频道。他试图用英语问问题，对方只是摇头。他检查过房间，窗户是封死的，门从外面锁着，没有任何可以逃脱的可能。
第三天，是绝望。他开始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普通的绑架。如果是为了钱，绑匪应该联系他的家人或战队。如果是仇家，应该会对他做些什么。但什么都没有。只是这样关着他，像关着一只等待被处理的动物。
然后今天下午，情况突然变了。看守接了个电话，然后走过来，解开了他手腕上的束缚，指了指门，用生硬的英语说：“你可以走了。”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没有归还他的护照和行李。
就这样，他被推出了房间，推出了酒店，推到了曼谷街头。
自由来得太突然，太莫名其妙，以至于他站在酒店门口时，有那么几分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想起了口袋里的手机。
开机，看到了苏沐白的信息。
现在，他站在这里，等着不知道谁会来接他。
雨声里，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沉重而缓慢，像某种古老的鼓点。
他想起顾夜寒。
三天了，顾夜寒一定找疯了。陆队，沐白哥，明轩……他们一定都在找他。他们会不会以为他出了意外？会不会已经报警了？会不会……
他突然不敢想下去。
因为如果顾夜寒真的在找他，那为什么来的是苏沐白安排的人，而不是顾夜寒本人？
为什么顾夜寒没有给他发信息？没有联系他？
除非……顾夜寒也出事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冰冷的针，刺进他混乱的思绪里。他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顾夜寒的名字，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迟迟没有按下去。
苏沐白说，保持手机开机，随时联系。
但没有说可以联系顾夜寒。
而且，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安全吗？
林见星的手指微微颤抖。最终，他没有拨出那个电话，只是把手机放回口袋，重新看向雨幕。
雨好像小了一些。
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在便利店门口停下。车窗摇下，露出一张中年华裔男人的脸，大约四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林见星？”男人用普通话问，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林见星警惕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男人推开车门，撑开伞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陈先生，王经理的朋友。他让我来接你。”
林见星接过名片，上面印着“陈志文”三个字，头衔是“曼谷中华总商会理事”。名片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星耀王伟”。
是王经理的笔迹。林见星认得。
他松了口气，点点头：“谢谢。”
陈志文笑了笑，把伞举过他头顶：“上车吧。雨大。”
车里开着冷气，很干净，有淡淡的柠檬香味。陈志文递给他一条干净的毛巾：“擦擦吧。我们先去大使馆，补办旅行证件。然后送你去机场，最早一班回上海的航班是明天早上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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