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七年三月十五，南京，文华殿。
春雨如酥，绵绵密密地打在殿外的青石板上，蒸腾起一片朦胧水汽。殿内却是一片肃杀——不是刀兵之气，而是另一种更沉重的、关乎文明根脉的凝重。
太子朱雄英端坐于御案之侧，代父监国已有月余。这位三十岁的储君身姿挺拔，面容继承了朱家的英武与马皇后的清秀，眉宇间却比父亲朱标多了几分锐利，比祖父朱元璋少了些暴烈。此刻他正皱眉审阅着南洋舰队送来的季度报告，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紫檀桌面。
“报——！”
殿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浑身湿透的传令官几乎是扑进殿门，手中高举着一只鎏金铜筒：“八百里加急！殷洲总督徐安密奏！”
殿中文武百官齐齐侧目。殷洲——那片几年前才开始开拓的新大陆，虽已建三处据点、联盟部落十二个，长安新城人口还不足四万，万里之外的化外之地，有什么样的急报，需要动用八百里加急？
朱雄英抬手：“呈上来。”
铜筒被双手奉上。筒身封漆猩红，烙着“绝密”二字，还有徐安本人的私印——一枚青玉雕成的虎符。朱雄英亲自用匕首撬开封漆，抽出厚厚一叠信纸。殿中落针可闻，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才看了几行，朱雄英的眉头骤然锁紧。
“传首辅、枢密使、兵部、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其余诸卿，暂且退朝。”
半个时辰后，文华殿偏殿。
烛火通明，照亮了五张神色各异的脸。
骆文博坐在朱雄英左手第一位，两鬓已染霜白——四十岁的年纪，在筑基后期修士身上本不该如此，但八年前为救徐达强行筑基折损的寿元，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他正低头研读着徐安奏报的抄本，指尖在“殷商祭祀遗址”“青铜鼎铭文”“甲骨文卜骨”等字眼上反复摩挲。
对面坐着枢密使徐辉祖，徐达长子，袭爵魏国公。这位四十二岁的军方领袖面容刚毅，一身绯袍武弁，眼神如刀。他关注的是奏报后半段：“土着部落‘守陵族’口传史诗与铭文吻合”“易洛魁联盟愿举族归附”这些字句，意味着殷洲的军事形势可能出现根本性转变。
礼部尚书郑沂、翰林院掌院学士方孝孺并坐一侧。郑沂五十出头，是江南士族代表，此刻眉头紧皱；方孝孺四十三岁，一身青衫儒巾，面容清癯，眼中却闪烁着复杂的光——既有学者对上古秘闻的好奇，又有儒者对“奇谈怪论”的本能警惕。
“诸位都看完了。”朱雄英打破沉默，将手中奏报原件轻轻放在案上，“徐安在殷洲中部大湖南岸，发掘出一座完整的殷商时期祭祀遗址。出土青铜器、玉器、甲骨共计三百余件。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有三：一，三尊青铜鼎上的铭文，与中原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完全一致，记载‘帝辛三十年，王命攸侯喜率九师东征，跨海三万里，至新土’；二，当地一个自称‘守陵族’的部落，大祭司世代口传的史诗与铭文内容严丝合缝，且保存有‘攸侯喜’木主牌位；三，遗址中发现八块奇异黑玉，与骆先生随身携带的那块白玉材质相似，可自发产生微弱电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徐安在奏报中说，此发现若属实，则殷洲土着非蛮夷，实为三千年前殷商东渡遗民后裔。这意味着什么，诸位应当清楚。”
方孝孺第一个开口，声音清冷：“殿下，臣有三疑。其一，相隔数万里、三千年，仅凭几件青铜器、几句口传史诗，如何确证同源？焉知不是当地土着仿制，或徐总督为邀功而夸大其词？其二，殷商若真有能力组织大规模跨海迁徙，史书为何全无记载？其三，即便属实，‘殷商遗民’之说，于我大明统治殷洲有何裨益？反倒可能授人以柄——若土着自认殷商正统，岂非质疑我大明华夏正统？”
一连三问，句句诛心。
徐辉祖冷哼一声：“方侍郎多虑了。徐安是我堂弟，我深知其为人，绝非邀功虚报之徒。至于史书无载——殷商距今三千余年，典籍散佚十之八九，甲骨文也是近年才得以破译，焉知没有相关记载被埋没？至于正统……”他看向骆文博，“首辅精通殷商文字，想必已有论断。”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骆文博身上。
这位辅佐三代帝王、缔造大明海权奇迹的首辅缓缓抬头。他没有直接反驳方孝孺，而是从袖中取出三张拓片，铺在案上。
第一张拓片，是青铜鼎腹的铭文拓印。虽因岁月侵蚀有些模糊，但“帝辛”“攸侯喜”“东征”“新土”等字清晰可辨。最震撼的是，这些文字的笔画结构、组合方式，与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如出一辙。
第二张拓片，是一块龟甲的正面，刻着卜辞：“癸卯卜，宾贞：攸侯喜征东夷，王占曰：吉。三月，孚。”旁边有徐安的注释：“此卜骨出土于祭坛下层，碳测定距今约三千一百年，正合帝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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