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本子还回去。
“明日卯正，你带着你那俩兄弟一起来。”
黑蛋愣住。
“俩、俩跟屁虫也来？”
“来。”林越说，“一人带一本子，一支笔。没有笔的，削根炭条也使得。”
黑蛋抱着本子，站在院墙豁口边，久久没有动。
他忽然朝廊下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就跑。赤脚啪嗒啪嗒踩过青石板，惊起墙根下觅食的麻雀，扑棱棱飞上枣树梢。
水生端药出来，望着那道跑远的背影，轻声道：
“先生，这孩子……”
林越接过药碗，慢慢喝完。
他把空碗搁回托盘，望着那棵在晨风里轻轻摇动的枣树苗。
“这孩子像他爹。”他说，“三十五年前，他爹也是这么站在这村里，手里攥着一把新式犁铧，问俺能不能试试。”
水生没有说话。
他端起托盘，转身时，用袖口飞快抹了一下眼角。
卯正。
太阳刚爬上村东那排白杨树梢，把榆树巷的青石板晒出一层薄薄的暖意。
黑蛋带着俩跟屁虫站在院墙豁口边，三兄弟洗过脸，换了干净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五岁那个最小，怀里抱着一根削得溜圆的炭条，比他自己胳膊还粗。
水生搬出一张矮几，三只草墩，搁在廊下日头晒不着的地方。
林越靠在藤椅上，膝头搭着那条旧羊皮褥子。
他面前没有书，没有图，没有算盘。
只有三双睁得溜圆的眼睛。
“你们知道，咱们北沧州种棉花，一年能收多少斤籽棉？”
黑蛋抢答：“俺爹说，好地能收三百斤，薄地也有一百五六！”
“知道一斤籽棉去籽后得多少皮棉？”
黑蛋卡住了。
七岁那个小声道：“俺娘说……三斤籽棉出一斤皮棉。”
“一斤皮棉纺成线，能织多少布？”
三个小子面面相觑。
林越没有考倒他们的得意。
他只是从矮几边拿起一根黑蛋带来的炭条，在铺平的桑皮纸上画了一道横。
“这一道，叫一尺。”
他又画了一道更长的横。
“这一道，叫一丈。”
他把炭条递出去。
“你们轮流画。画一道横，说一个自家田里、院里、灶房里的数。能画多少，说多少。”
黑蛋先来。
他握着炭条，画一道横，说：
“俺爹今年收棉花，一亩二百二十斤。”
画一道更长的。
“俺家棉田，一共八亩。”
画一道短短的。
“俺娘和面，一斤面粉加半碗水。”
画一道歪歪扭扭的。
“俺弟一顿能吃俩窝头。”
七岁那个握着炭条的手直抖，画一道横，想了半天，说：
“俺家鸡窝里，老母鸡一天下六个蛋。”
五岁那个最小，握不住炭条，就拿手指蘸水在青石板上划一道浅浅的水痕。
“俺、俺一顿吃半碗饭！”
林越靠在藤椅上，望着那三个伏在矮几边、趴在青石板上的小脑袋。
他听着那些磕磕绊绊的数字：棉田八亩，窝头俩，鸡蛋六，饭半碗。
他听着那些数字背后，那三间青砖房、那三亩棉田、那只一天下六个蛋的老母鸡。
他听着榆树巷在晨光里渐渐醒来——妇人生火做饭的柴烟、男人扛锄出门的脚步、孩子追着鸡鸭满巷跑的嬉笑。
他阖上眼。
那些声音很近。
近得像三十五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村口老槐树下，听一个叫赵铁柱的年轻人说：
“俺试试。”
此后许多年，他收到过无数封从各地寄来的信。
有官员咨询河工，有匠人请教图样，有县丞求问仓储章程。那些信写得很恭敬，措辞典雅，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可此刻，他听着这三个孩子磕磕绊绊地报出“窝头俩”“鸡蛋六”“饭半碗”，忽然觉得：
这才是他最想收到的信。
赵守田学了二十七天。
二十七天里，他学会了从一数到一千，学会了加减法，学会了用算盘打简单的账目，学会了把“俺爹种八亩棉、一亩收二百二十斤、一斤卖三十文”换成“八乘二百二得一千七百六，一千七百六乘三十得五万二千八百文，合五十二两八钱”。
第二十八天，他爹赵二栓来了。
这个四十岁的庄稼汉站在院墙豁口边，两只手在褂子上擦了又擦，半晌不敢往里迈步。
林越靠在廊下，望着他。
“进来。”他说。
赵二栓这才挪进来，在他跟前直挺挺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先生，”他的声音哽在喉咙里，“俺爹活着时，成天念叨您。他说，咱老赵家祖祖辈辈土里刨食，没见过地能长出银子来。”
他顿了顿，把额头抵在林越脚边的青石板上：
“俺没啥本事，就会种地。俺这辈子，就求一件事——把俺爹跟先生传下来的手艺，再传给守田。”
林越低头望着他花白的发顶。
“你传得很好。”他说，“泰昌十九年州城工坊那批学员，回来还在用‘测土施肥法’的，只剩你一个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