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四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二月都过了大半，小院里那棵老枣树还光秃秃地戳着，枝丫上没有一丝绿意。水生每日早起都要仰头瞅半晌，嘴里念叨“该发芽了该发芽了”，可那些鳞片紧裹的苞芽纹丝不动，像睡过了头。
林越倒不着急。
他如今已不大出门，书房的软榻挪到了窗边，白日里就靠在榻上，看水生扫院子，看麻雀落在空枝上蹦跳，看天色从灰白渐渐染成暮青。案头的书卷越堆越矮——他精神好的时候还能翻几页，多半时辰只是阖眼养神，听院墙外隐约的人声车马。
问事处那边，秦文远隔三日来一趟，把需要师父定夺的信函挑出来，一封封念，再一字字记下答复。赵青石来的时候总带着图纸，摊在榻边小几上，师徒俩对着那些线条、尺寸、标注，有时半晌不说一句话。
周柄来得最少。他如今已是仓房主事，年关前后最是忙碌，偶尔抽身过来，也只是在榻边坐一坐，把仓里新进的粮种、盐铁、布匹数目报一遍，像过去向林大人禀事那样。
林越听着，偶尔点头。那些数字他早已不必过问，他知道周柄也不是来等他示下的。
只是习惯了。
二月十九，惊蛰。
没有雷声，只有淅淅沥沥的冷雨，从清晨落到日暮。水生把院里的菊花盆一盆盆搬进廊下，忙得满头是汗。林越靠在榻上，膝头搭着那张旧羊皮褥子，望着窗玻璃上蜿蜒而下的水痕出神。
门被叩响时，水生正蹲在廊下擦最后一盆花泥。他应声跑去开门，门槛边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没撑伞，身上的靛蓝绸衫淋湿了大半，脚上的官靴沾满黄泥。
“敢问，此处可是林明远先生寓所？”
那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咬字硬，尾音短促，像京腔。
水生愣了一下，回头朝屋里望。
林越的声音从书房传来，不高，却清晰：
“请客人进来避雨。”
那人进了屋，在门槛边脱下湿透的官靴，只穿布袜踩在青砖地上，郑重行了一礼。
“下官工部都水司主事陈懋，奉部堂命，特来拜谒林大人。”
他从怀中取出一封火漆密封的公函，双手呈上。
林越没有立刻接。
他看着那个自称陈懋的中年官员，看着对方肩头还在往下滴水的绸衫，看着那双被雨水泡得发白的布袜。
“陈主事，”他说，“京城的雨，不比北沧州小吧？”
陈懋抬起头，怔了怔。
他没有料到，这位闻名已久的林大人，开口第一句话问的不是公函内容，不是部堂委命，不是京城那桩天大工程——问的是雨。
“……回林大人，京城今年春旱，滴雨未下。”他的声音有些涩，“下官这一路行来，过了保定府才见雨。”
林越点了点头。
他把那封公函接过来，没有立刻拆，只是放在膝边。
“陈主事远道而来，先喝口热茶。”他对水生说，“让厨房下碗面，多搁些姜。”
陈懋想推辞，喉咙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热茶捧在手里，姜汤面的热气扑在脸上，他低头坐着，很久没有动。
公函的内容，林越其实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京城缺水。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元朝以来，大都城郭屡扩，人口日繁，通惠河岁久淤塞，每至春夏，漕运难通，井泉枯涩。前朝曾数次大修水利，引西山诸泉、疏玉泉河、浚通惠故道，费银百万，劳民无数，却总是修了淤、淤了修，治标难治本。
去年入夏后，京城旱情尤烈。宫苑井水减半，市民争汲，斗水值钱三十文。户部奏报里隐去了“民有渴死者”五字，却瞒不过有心人。
今年开春，皇帝下旨，命工部会勘京畿水利，重议通惠、玉泉诸河疏浚之策。
勘了两个月，争了两个月。
京官们分了两派：一派主张大修旧渠，清淤固堤，疏浚故道；一派主张另寻新源，引西南诸泉入京，一劳永逸。
吵到三月初，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不知是哪位阁老提了一句：
“北沧州林越，昔年治水利、修仓储、平粮价，皆有实效。其人虽退居林下，见识犹在。何不咨以策？”
皇帝准了。
于是都水司主事陈懋，带着部堂的公函，日夜兼程，冒雨赶赴北沧州。
林越听完陈懋的讲述，没有立刻说话。
他把那封公函拆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工部堂官的措辞很客气，称他“林大人”，请他为京畿水利“赐示方略”，末尾还附了一句“若蒙俯允，部堂将遣匠绘图，星夜呈览”。
客气得像对待一位致仕的老尚书。
林越把公函轻轻放在几上。
“陈主事，”他说，“你方才说，部里两派，各执一词？”
陈懋点头：“主张修旧渠的，以河道郎中周大人为首，说新辟水源耗资过巨，且西南诸泉距京百里，引水入城，谈何容易。主张引新源的，以都水员外郎刘大人为首，说旧渠淤塞已深，年年修年年淤，是徒耗国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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