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三年的秋天，雨水格外多。
八月十五那场雨下了一天一夜，州城东街积水没过了脚踝，便民工坊那间偏院西厢房的门槛前头，冯璋垫了三层麻袋，才没让水漫进来。
林越没有去问事处。
他已经大半年没出过小院了。开春时受了场风寒，咳了小半个月，虽然缓过来，腿脚却愈发不济。水生把书房隔壁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支了一张软榻，林越白日里便靠在榻上，翻翻书，回几封非他不可的信，偶尔望着窗外出神。
那棵老枣树今年挂果不多，稀稀疏疏的青枣掩在叶间，熟得很慢。
九月里，宋濂来了一趟。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穿便服，而是整整齐齐地着着官袍。进门后也不坐，只在榻边的矮凳上欠身坐着，沉默良久。
“明远，”他说，“我可能要离任了。”
林越把手中的书卷放下。
“吏部考功司的公文已经到了。任期届满，调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宋濂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品级升了半阶，算是平调。河南那边，这几年黄河不安分，朝廷的意思是让我去管河务。”
林越没有说话。
窗外的枣树被风吹动，几片黄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贴在窗纸上，又缓缓滑落。
“我推辞过。”宋濂低头，看着自己官袍下摆那道笔直的褶痕，“吏部那边说，北沧州这十几年的章程，大半是我主持推行的。河南河务积弊深重，需得一个肯做实事的。”
他顿了顿：
“我没再推。”
林越点了点头。
那是他认识的那个宋濂。
“你何时启程？”他问。
“吏部限腊月前到任。”宋濂抬起头，望着他，“走之前，想请你帮个忙。”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展开，铺在林越榻边的小几上。
是一幅舆图。
不是北沧州那种标满水渠、道路、村落的三合土路舆图。是一幅潦草的河工图，黄河中游某段的走势，堤坝的位置，几处历年来决口的标注，密密麻麻的红圈。
“河南河北道去年修的那段堤，今年七月又垮了三十丈。”宋濂指着图上一处，“工部派人去看，说是筑堤的土料不对，含沙太多，泡水就软。可当地河工说，用的是历年筑堤的老法子，土都是从附近取的，往年能顶三五年，如今一年都顶不住。”
他抬起头，望着林越：
“明远，你在北沧州修过水利，筑过城墙，也改良过三合土的配比。河南那边的事，我不懂，可我想着……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林越没有立刻答话。
他把那卷舆图挪近了些，低下头，看得极慢。手指沿着黄河的走势缓缓移过去，在那些红圈标注处一一停留，像老农察看田里刚冒头的病苗。
良久，他问：
“历年决口，都是这七八处？”
宋濂点头。
“位置可有偏移？还是年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垮？”
宋濂答不上来。他从袖中又取出几卷河工奏报的抄本，两人一起翻找。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水生进来掌灯，又把凉透的茶换了一巡。林越没有抬头。
他找到了。
“泰昌十七年，溃于阎家渡口。”他指着图上一处，“泰昌十九年，溃于下游七里阎家庄。泰昌二十一年，溃处又往下移了三里。”
他的手指顿住。
“不是堤不牢。”他说，“是水势变了。”
宋濂怔住。
林越把几份奏报摊开，并排铺在小几上。
“你看这三年，决口的位置依次往下游移。今年垮的那三十丈，不是往年垮的老堤段，是新筑的那截。”他的声音不高，却像在暮色里点了一盏灯，“这不是筑堤的土料不对，是这段河道的水流方向变了。往年冲左岸，这两年转了向右。他们按老法子筑堤，堤筑在左边，水却往右边去了。”
宋濂望着那些错落摊开的奏报，久久没有说话。
“我该怎么做？”他问。
林越没有立刻回答。
他靠回榻背，阖眼片刻。灯焰在他瘦削的脸庞上投下淡淡的阴影，那几道被岁月刻出的纹路，此刻显出一种沉静的、近乎石像般的定力。
“你先不要急着动工。”他睁开眼，声音很轻，“今年汛期已过，明年开春才动河工。这几个月，你派几个信得过的、会看水势的老河工，沿这段河道走上三遍。”
“三遍？”
“第一遍，只看水。哪里流得急，哪里流得缓，哪里是直冲，哪里是回旋。不用记，只管看。”林越伸出手指，虚虚划过舆图上那段弯曲的河道，“第二遍，带着标杆和绳索，把水急的地方、直冲对岸的地方，一处处标出来，量距离，画成图。”
他顿了顿：
“第三遍，带几个本地老农。不是河工，是在河边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户。问他们，这三十年来，发大水的年份，水是打哪边来的，退下去后，泥沙淤在左岸还是右岸。他们比任何河工册子都记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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