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的天空，终于不再是蝗虫的阴影。尽管田野里还残留着被啃噬的痕迹，沟壑旁堆积着焚烧虫尸的灰烬，空气里也还弥漫着一丝焦糊与尘土混合的怪异气味，但那种令人窒息的、仿佛末日将临的恐慌，已然随着飞蝗主力的溃散而逐渐消退。
深耕过的土地沉默地裸露着，等待着冬日的休养。鸭群被陆续分散带回各乡，那些立了功的“扁毛兵将”大多吃得膘肥体壮，蹒跚的脚步里都带着几分傲然。乡民们开始清理田地，补种一些耐寒的菜蔬，修缮被蝗群和扑打稍稍损毁的田埂屋舍。虽然损失不可避免，许多人家今年的收成大减，但至少，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没有颗粒无收，没有流离失所，更没有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
这一切，与知州宋濂亲临前线、调度有方、以及那位林先生那些看似古怪却着实管用的法子，是分不开的。消息不仅在北境各乡流传，也如同长了翅膀，飞向了州城，飞向了更远的府城，乃至省城。
州衙二堂内，气氛与月前已是天壤之别。虽然公务依旧繁忙——赈济的发放、损失的核验、灾后防疫的布置、明春生产的筹划——但每个人眉宇间的沉重阴郁都消散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以及一份实实在在的功劳即将到手的隐隐期待。
宋濂端坐案后，正仔细审阅着户房呈上来的最终核灾册簿。他脸上虽带着连日操劳的倦色，眼神却清明锐利。放下册簿，他看向下首肃立的几位主事，以及被特意唤来的林越。
“此番蝗灾，北境七乡受灾，其中三乡为重，四乡为轻。得益于应对得法，深耕、鸭兵、扑打、沟堑多措并举，保住了六成以上的秋粮残余及大部分明春种子，更遏止了蝗群南下之势。百姓虽有损失，但人心未散，秩序未乱，更无饥馑流民之患。”宋濂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此皆赖上下同心，官民协力。诸位大人，辛苦了。”
几位主事连忙躬身：“全赖大人运筹帷幄，亲临督战，下官等只是尽责分内之事。”
宋濂摆摆手，目光落在林越身上，温和中带着激赏：“林越之功，尤为卓着。深耕之法，虽源自古训，却赖你因地制宜，阐明利害，督导施行，方得实效。募鸭治蝗，更是奇思妙想，化常为奇，收效显着。若非你坚持，并奔走联络，这数千‘鸭兵’怕是难以成军。更不必说扑打驱赶之策、沟堑火障之法，皆有你擘画襄助之力。本官已具表详奏，为你及所有出力人员请功。”
林越深深一揖：“学生惶恐。此皆宋大人信任，诸位大人协力，及北境万千乡民舍身忘死、奋力扑救之功。学生不过略尽绵薄，拾遗补缺，实不敢居功。”
他这话并非完全谦逊。亲身经历了这场抗灾，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在田埂地头日夜挥舞扫帚树枝的黝黑臂膀，那些赶着鸭群长途跋涉、满面风尘的鸭佬，那些敲破锣鼓、喊哑嗓子的里正甲首，乃至站在土坡上以身作则的宋濂，才是真正扛住这场灾难的脊梁。他的那些“法子”，不过是给了这些力量一个更有效的方向和汇聚点。
宋濂点点头，对林越的谦逊颇为满意：“有功不居，是美德，然朝廷赏功罚过，自有法度。你的功劳，本官心中自有杆秤。”
果然，不出半月，朝廷的嘉奖旨意便随着驿马疾驰，送到了州衙。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州衙中门大开，香案早已设好。宋濂率阖州大小官员，身着公服，跪接天使。宣旨太监声音尖细却清晰，将朝廷对北境抗蝗的褒奖一一道来。
圣旨中，对知州宋濂“临危不惧，措置有方，亲冒矢石，保境安民”大加褒扬，赏赐白银五百两，锦缎二十匹，并加授“中顺大夫”散阶（虽无实职提升，却是重要的荣誉头衔）。对州衙各房主事、典史等佐贰官，也各有赏赐，或加俸，或赐帛，或记功升转有望。
而林越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圣旨称其“敏而好学，通晓实务，献策出力，于抗蝗事中颇多建树”，特赐“义民”旌表，赏白银二百两，绢十匹，并赐“儒士巾服”一套（虽非正式功名，却是一种认可其学识的荣誉性装扮）。同时，朝廷还采纳了宋濂奏请，将北境抗蝗中行之有效的“深耕除卵”、“募鸭食蝗”等法，编录成册，发往邻近受蝗灾威胁或有此隐患的州县参酌施行。
赏赐虽不算极厚，但在注重实务、财政并不宽裕的当朝，已是难得的恩宠。更重要的是，这份来自中枢的认可，对于地方官员和像林越这样没有正式功名出身的人来说，意义非凡。
宣旨完毕，谢恩，送走天使。州衙内顿时热闹起来。同僚们纷纷向宋濂和林越道贺，言辞间羡慕有之，钦佩有之，或许也有些许不易察觉的酸意。宋濂倒是神色如常，只是眼底的欣慰之色挥之不去。
赏赐的银两、绢帛等物，当日便由户房主事亲自监督，分装妥当，送往各人府上（林越暂居分斋，便直接送到了协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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