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元年，二月末。
咸阳城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背阴的街角仍残留着脏污的冰凌，但渭河的风已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吹过正在清理废墟、艰难复苏的城池。在这片百废待兴之中，帝国的权力重心，正悄然进行着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与实验。
自元月大朝议定“建制”方向后，欧阳蹄以“旧伤复发，需静养调理”为由，下诏由太子欧阳恒“监国理政”，丞相文寅、御史大夫景昭辅之。明眼人都知道，所谓静养是假，借关中初定、矛盾集中之地，锤炼太子执政能力，并观察各方对新政的反应，才是真。
监国诏书一下，年轻的太子欧阳恒便从章台宫偏殿搬入了正殿东侧的“承乾殿”（临时改的名），真正开始执掌帝国日常政务。他并未大张旗鼓，行事风格依旧沉稳细致，但举措间，已明显透出与老成持重的文寅、或含蓄守成的景昭不同的锐气。
三月初一，监国太子颁布了第一道实质性新政令，并非直接涉及分封郡县的国本，而是看似更具体的《关中垦殖安民令》与《考课新法》（试点）。
前者规定：设立“劝农使”，分赴关中各县，督导春耕，分发官府储备的粮种、牲畜；承认战后无主荒地，允许流民、退伍士卒（非军官）登记认垦，三年内免征田赋，所垦之地五年后可按极低价格购买为永业田；同时，严令清查各地豪强、军功贵族圈占、隐匿的田产，超出朝廷“恩赏”定额部分，须重新登记纳赋。
后者则更敏感：在关中三郡（京兆、冯翊、扶风）试点推行“考成法”。对所有在任及新选派的地方官吏，其政绩考核不再仅仅依赖年终上报的户口、赋税数字（易造假），而是增加“实地勘验”与“民情咨访”。由朝廷派出“风宪郎”（多选自年轻、科举出身的低品官员），不定期暗访，查核垦田实数、狱讼是否积压、官府工程有无虚耗、百姓实际负担等，记录在册，作为官吏升黜的重要依据。同时，鼓励士民“风闻奏事”，举报官吏贪渎、不法。
这两道政令，如同两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
《垦殖令》直接触动了那些在灭秦战争中迅速膨胀起来的军功集团和嗅觉敏锐、趁机兼并土地的旧贵族（尤其是以景昭为代表的旧楚系及其他六国遗留贵族在关中的代理人）的利益。他们仗着军功或关系，在战后混乱中，以极低代价甚至强行圈占了大量无主良田、果园、山林，有的甚至私下接收了秦朝皇室或官员的庄园。太子这道命令，意味着他们吃下去的肥肉，可能要被迫吐出一部分，或者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完全免税隐匿。
《考成法》则撼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习惯。以往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只要打点好上官，应付好年终考核，便可高枕无忧，甚至上下其手。如今，不仅考核标准变严、变实，更有那些不识趣、不通人情、只认死理和数据的“风宪郎”像苍蝇一样四处暗访，还允许泥腿子告官！这让许多习惯了安逸或习惯了“规矩”的官吏，感到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威胁。
不满与怨言，几乎在政令颁布的次日，便开始在咸阳的深宅大院、酒楼雅间以及各级官署的角落里滋生、蔓延。
“黄口小儿，懂得什么治国？刚监国几天，就敢拿功臣开刀？”
“我等提着脑袋随陛下打天下，如今分些田地安顿族人部曲，有何不可？难道要功臣子弟去和那些黔首争食吗？”
“那些科举上来的酸丁，懂什么实务？只会拿着尺子量田，拿着算盘算赋，吹毛求疵！让他们去边境看看，去剿匪试试！”
“听闻那些‘风宪郎’，多是陈瀚那小子举荐的寒门子弟，毫无根基，做事不留余地，简直胡闹！”
怨气汇聚，逐渐形成一股暗流。而站在暗流中央，承受最大压力的，自然是监国太子欧阳恒，以及被他破格提拔、负责具体推行新政的吏部尚书陈瀚。
承乾殿内，灯火长明至深夜。
欧阳恒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放下手中一份来自冯翊郡的密报。上面详细列举了当地几个颇有战功的校尉，联合某位在朝中有关系的旧秦降官，阻挠“劝农使”清丈土地，甚至纵容家丁殴打前去登记田亩的小吏。陈瀚侍立在下，面色凝重。
“殿下，阻力比预想的要大。”陈瀚沉声道，“《垦殖令》触及利益太直接，许多军功之家认为朝廷过河拆桥。《考成法》则让整个官僚体系不适。景公（景昭）虽未公开反对，但其门下故旧、以及与他交好的几位将军，已多次在非正式场合表达不满。长此以往，恐新政寸步难行，亦有损殿下监国威望。”
欧阳恒看着跳动的烛火，年轻的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依旧坚定。“陈卿，你以为，他们只是不满新政么？”
陈瀚略一思索，低声道：“殿下明鉴。新政只是由头。更深层看，一是试探，试探陛下让殿下监国的决心有多深，底线在哪里；二是博弈，借抵制新政，来为日后‘分封’之议增加筹码，或至少保住既得利益；三是……”他顿了顿，“或许也有人，想看看殿下是否够资格成为未来的天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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