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栓走到县衙门口时，天才蒙蒙亮。衙役刚卸下门板，打着哈欠，见他过来，眯着眼问：“这么早，什么事？”
“我找张推官。”孙老栓说。
“张推官还没起呢。”衙役挥手，“等着吧。”
孙老栓没走，就在衙门口的石阶上坐下。石阶冰凉，露水还没干，坐下去裤子很快就湿了一片。他不在乎，只是坐着，看着街上渐渐多起来的人。
卖菜的担着筐来了，在街对面摆开；卖早点的支起了摊，油锅滋啦作响，炸油条的香味飘过来；赶早集的农人牵着牲口，蹄子踩在青石板上，哒哒的响。
县衙里渐渐有了人声。胥吏们陆续来了，有的端着粥碗，边走边喝；有的揉着惺忪的睡眼，嘴里嘟囔着什么。没人注意坐在石阶上的孙老栓——一个老农，太常见了。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县衙的匾额上，“巩县县衙”四个鎏金大字闪闪发光。孙老栓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觉得刺眼，低下头。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他回头，看见张齐贤从衙里走出来，穿着常服，没戴官帽，头发只用根木簪束着。张齐贤也看见了他，愣了一下，走过来。
“孙老栓？”
孙老栓站起来，腿有些麻，趔趄了一下：“张推官。”
“找我？”
“嗯。”
张齐贤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街上来往的人：“进来吧。”
孙老栓跟着他进了县衙。穿过前院，来到一处僻静的厢房。房里陈设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幅字，写的是“明镜高悬”，墨色已经淡了。
“坐。”张齐贤指了指椅子，自己也在对面坐下，“什么事？”
孙老栓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放在桌上。布包很旧，洗得发白，边角都磨破了。他解开布包，里面不是钱，是几张皱巴巴的纸。
“这是什么？”张齐贤问。
“账。”孙老栓说，“我儿子生前记的。”
张齐贤拿起那几张纸。纸是粗纸，墨是劣墨，字写得歪歪扭扭，但能看清：某年某月某日，租李家地三亩，租五斗；某年某月某日，交租四斗八升，欠二升；某年某月某日，帮李家修渠三日，抵租一斗……
一笔一笔，记了三年。
“铁柱不识字，”孙老栓说，“这是让村东头的王秀才帮着记的。王秀才说，记账能明白，不让人蒙。”
张齐贤一页页翻着。账记得很细，连哪天下雨耽误了农活，哪天借了邻家半升米都记着。翻到最后一页，是显德元年腊月，记着：“李家管事说，明年租涨一斗，因朝廷要加税。”
下面用更淡的墨补了一行小字：“爹说，加就加吧，地总要种。”
张齐贤放下账本，看着孙老栓：“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张推官，”孙老栓的声音很平静，“我儿子死了，李家倒了，地分给我了。按说，这事就该了了。可这些天，我看见张家的人往寺庙跑，看见村里的佃户从寺庙后门出来，手里都拿着钱。我就在想，李家倒了，张家顶上，那铁柱的死，算什么？”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昨天我去慈云寺，想把我那五亩地捐给寺里，再租回来种——这样税能轻些。可寺里的和尚说，新分的地，三年内不能捐。我说张家怎么能捐？他说张家捐的是祖产，不一样。”
“然后呢？”
“然后他就不说了。”孙老栓说，“可我出来时，看见张员外的马车停在寺门口。张员外出来时，脸色很难看。我还看见……看见赵四他娘从寺里出来，手里也拿着个小布包。”
张齐贤的眼神锐利起来：“赵四？”
“就是李家那个护院，打死我儿子的那个。”孙老栓说，“他娘就住在村西头，家里穷，赵四流放后，日子更难过。可昨天我看见她，手里那个布包，鼓鼓囊囊的。”
屋里静了一瞬。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上切出明暗分明的界线。灰尘在光柱里跳舞，上上下下，没个停歇。
张齐贤站起身，走到窗前。他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看了很久，然后转回身：“孙老栓，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孙老栓说，“意味着张家在收买人，在堵嘴。”
“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张齐贤盯着他，“你不怕？”
孙老栓笑了。笑容很淡，几乎看不出来：“张推官，我儿子死了，我就剩这条老命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张齐贤重新坐下。他拿起那本账，又翻了一遍，然后小心地包好，推回给孙老栓：“这个你收好。这是你儿子留下的东西，比什么都珍贵。”
孙老栓接过，揣回怀里。
“你先回去。”张齐贤说，“这几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当今天没来过。八月十五前，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些事。”
“我明白。”
孙老栓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张推官。”
“嗯？”
“我儿子的公道，”孙老栓背对着他，“能讨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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