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县县衙前的空地，被百姓围得水泄不通。
天还没大亮，人们就从四乡八里赶来了。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挎着篮子，更多是空着手，挤在一起，伸长脖子往衙门前的台子上看。台子是连夜搭的，木头还是新的，刨花都没扫干净，在晨风里打着旋。
孙老栓坐在台子最前面，是吴文靖特地安排的凳子。他穿着那身最体面的青布短褐，洗得发白，袖口还补了补丁。手里攥着个布包，包里是儿子孙铁柱的一件旧衣裳——尸身还在义庄，等案子结了才能下葬。
他坐得笔直，眼睛盯着台子中央那三张椅子。椅子空着，还没人来。
“老栓哥，”旁边一个同村的老汉凑过来，低声说，“听说今天要判了。”
孙老栓点点头，没说话。
“李家……真会偿命吗？”
孙老栓还是没说话。他攥着布包的手紧了紧，骨节发白。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衙门前的青石台阶上。衙役们出来了，两排站好，水火棍杵在地上，发出整齐的闷响。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往前挤，又被衙役挡回去。
“肃静！”吴文靖从衙门里走出来，身后跟着张齐贤和王佑。三人穿着官袍，紫的，绿的，在晨光里格外醒目。
他们在台子中央的椅子上坐下。吴文靖居中，张齐贤在左，王佑在右。吴文靖清了清嗓子，声音在晨风里传开：
“带人犯！”
人群一下子静了。
衙役押着三个人上来。第一个是李员外，五十多岁，穿着囚衣，头发散乱，但腰背还挺着。第二个是赵四，第三个是钱五，两人都低着头，不敢看台下。
孙老栓的眼睛死死盯住李员外。就是这个人的一句话，他儿子就没了。他想冲上去，想撕咬，想同归于尽。可他只是坐着，一动不动，像尊石像。
“跪下！”衙役一声喝，三人跪在台前。
吴文靖开始宣读判词。声音平直，一句一句，像在念账本。李员外如何指使，赵四钱五如何行凶，孙铁柱如何殒命，证据如何确凿……
孙老栓听着，那些词在他耳朵里嗡嗡响，听不真切。他只盯着李员外的背影，看着那个曾经在巩县呼风唤雨的人，如今跪在这里，像条丧家犬。
判词念到最后一段：
“李俊，指使行凶，致人死亡，按律当斩。然念其初意非杀人，乃伤人，且案发后未再行恶，故从轻发落，判流三千里，发配岭南。家产罚没六成，三成充公，三成赔偿苦主。”
“赵四、钱五，受命行凶，致人死亡，本应从重。然二人主动交代，认罪伏法，故减一等，判流两千里，发配黔中。”
“另，李家侵占之田产八十七亩，依《显德律》全部充公，其中五亩划归孙老栓，余者分与县中无地佃农。”
吴文靖放下判词，看向台下：“孙老栓，你可服判？”
孙老栓站起来。他腿有些软，晃了一下，站稳了。他看着台上的三个官，看着跪着的三个人，最后目光落在吴文靖脸上。
“青天大老爷，”他开口，声音沙哑，“小人……小人服。”
眼泪这时候才掉下来。不是嚎啕，是无声地流，顺着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像干裂土地上的雨水。
台下，有人叹气，有人低声议论。李家在巩县百年，就这样倒了。田产没了，人也要流放。那些曾经靠着李家吃饭的人，此刻心里都沉甸甸的。
“退堂！”
衙役押着三人下去。李员外经过孙老栓身边时，脚步顿了顿，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恨，有不甘，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认命。
孙老栓没看他，只是看着手里的布包。
人群开始散去。有人过来拍他的肩，说些“节哀”“公道”的话。他一一应着，脸上没什么表情。等人走得差不多了，他才慢慢站起来，往义庄方向走。
脚步很慢，一步一步，像踩在棉花上。
汴京，崇政殿。
柴荣看完王溥递上来的奏报，搁在案上。殿里很静，只有烛火偶尔爆出灯花的噼啪声。
“判得不算重。”他忽然说。
王溥站在案前，躬身道：“李俊毕竟未亲自动手，且事出有因——孙铁柱分了他家田产，他怀恨在心。按律，伤人致死与杀人不同，流三千里已是重判。”
“朕知道。”柴荣说，“朕不是嫌判得轻，是觉得……不够。”
王溥抬起头，等着下文。
“杀一个李俊容易，”柴荣站起来，走到窗前，“可杀了之后呢？河南府的豪强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朝廷这是要动真格了，要夺他们的地，要他们的命。他们怕了，就会抱团，就会反抗。”
他转过身，看着王溥：“新政要推行，不能只靠杀人立威。得让人看到，听话的有好处，不听话的才有惩罚。李俊流放，家产罚没，田产充公——这是惩罚。可那些主动配合清丈、按章纳税的豪强呢？他们该得到什么好处？”
王溥沉吟片刻：“官家之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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