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栓把儿子的尸身背到县衙门口时，天刚蒙蒙亮。
五月的清晨还有些凉，露水挂在路边的草叶上。他走了二十里夜路，从巩县孙家庄走到河南府巩县县衙，肩上那副门板压得他背脊弯成一张弓。门板上躺着他儿子孙铁柱，用家里唯一一床没补丁的粗布被单盖着，被单下的人形僵直。
县衙的门还没开。
孙老栓把门板靠在石狮子的基座上，自己蹲在台阶下。他掏出烟袋，手抖得厉害，烟丝撒了一半。划火石划了三次才着，凑到烟锅上，吸一口，呛得他直咳嗽。
咳完了，他看着那扇朱漆大门。
门上的铜钉在晨光里泛着暗沉的光。去年腊月，里正带着县里的胥吏来贴过告示，说新朝颁了《显德律》，要清丈田亩，按户等纳税。告示上盖着红彤彤的官印，字他认不全，但里正念了，说以后谁家地多谁多交税，谁家地少可以少交。
孙铁柱当时就说了句：“爹，咱家那三亩薄田，该算几等？”
孙老栓没吭声。他种了一辈子地，知道衙门里的事没那么简单。果然，开春后县里来了几个戴幞头的官人，拿着绳尺在田埂上量来量去。量到村东李员外家那片百亩好地时，管事的刘书办盯着地契看了半晌，说了句：“这地……怎么记的是‘坟茔地’？”
坟茔地不纳税，这是老规矩。
李员外家的管家笑呵呵地递上个小布包：“几位辛苦了，这点茶钱……”
刘书办没收，只说了句：“等县尊定夺。”
那之后半个月，没什么动静。孙老栓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李员外是巩县有头有脸的人物，家里出过举人，县太爷见了他都得拱手。三亩地的事，能掀起什么浪？
可他错了。
四月末，县衙突然贴出新告示：凡以“坟茔地”名义逃税者，限十日内自首补税，地契重造。逾期不报者，地亩充公，主家流徙。
李员外家没动静。
第五日，县里来了差役，在李家庄园外插了木牌，牌上写着“官地”二字。又过了三日，孙老栓被里正叫去，说县里要在充公的地里划出三十亩，分给孙家庄的几户佃农。
“老栓，你家铁柱不是一直佃李家的地种么？”里正说，“这次有你一份，五亩，记在你名下。按《显德律》，头三年只交三成租，三年后地就是你的了。”
孙老栓当时腿一软，差点跪下。
五亩地，还是上好的水浇地。李家那片田靠着洛水支流，旱涝保收，一亩能打两石麦。佃了半辈子地，突然要有自己的田了，这感觉像做梦。
孙铁柱更是高兴得整夜没睡。那晚父子俩坐在院里，儿子说等收了麦，攒点钱娶房媳妇，再养头牛。“爹，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可三天前，孙铁柱死了。
死在李家庄园外那条引水渠里。发现时人仰面漂着，额头上一片淤青，像是撞在渠边的石头上。李家的管家说，是夜里巡渠不小心失足。
但孙老栓不信。
他儿子从小在渠边玩大，闭着眼都能走个来回。况且铁柱额头那伤，不像是撞的，倒像是……被什么东西砸的。
“吱呀——”
县衙的门开了半扇，一个睡眼惺忪的衙役探出头，看见台阶下的孙老栓和那副门板，愣住了。
“干什么的？”
孙老栓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一下。他走到门前，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那是分地的凭据，盖着县衙的印。
“告状。”他说，声音嘶哑，“我儿子死了，求青天大老爷做主。”
辰时二刻，巩县县令吴文靖坐在二堂，看着堂下那具盖着白布的尸身，眉头拧成了疙瘩。
他四十出头，进士出身，在巩县当了三年县令。三年里，他审过偷盗、断过田产、判过殴斗，可从没见过百姓把尸体直接抬到堂前的。
“孙老栓，”他尽量让语气平和些，“你说你儿子是被人害死的，可有证据？”
“有！”孙老栓跪着，手指向尸身，“铁柱额头上的伤，不是撞的！是被人用硬物砸的！还有，他鞋底干净，渠边都是泥，若是失足，鞋上怎会没泥？”
吴文靖示意仵作上前查验。
仵作掀开白布，仔细看了伤口，又检查了鞋底。半晌，回身拱手：“县尊，额上确系钝器所伤。鞋底……只有前掌沾了些干土，确是走动时沾的，不像落水挣扎所致。”
堂上一静。
吴文靖心里沉了沉。他其实早知道这事不简单。李员外是什么人？巩县第一大户，田产遍布三乡，族里有人在汴京户部当主事。这次清丈田地，李家一口气被查出八十七亩“坟茔地”，按律全要充公。
李员外来找过他三次。第一次送钱，他没收。第二次搬出户部那位族兄，他敷衍过去了。第三次，李员外冷笑：“吴县令，新政新政，总得给人留条活路吧？”
他没接话。
现在，出了人命。
“传李府管家李福。”吴文靖说。
李福很快到了。五十来岁，圆脸，穿着细葛布袍子，进堂后先给吴文靖行礼，又瞥了眼地上的尸身，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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