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温叟心中一动:“那别家呢?”
“有增有减。”老农道,“村头赵大户家,二百亩地原来都报成五等、六等,今年全提到三等、四等,要多交不少粮。为这事,赵大户还去县衙闹过,可不管用——王侍郎派来的人说了,谁敢闹,就按濠州那几家办。”
他说得随意,但刘温叟听出了话里的分量。濠州七大户被抄斩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淮南,成了悬在所有豪强头上的利剑。
“那你们觉得……这新政好是不好?”刘温叟试探着问。
几个农人对视一眼,还是那老农开口:“对咱小户来说,是好事。可这话……可不能到处说。”
“为何?”
“赵大户家在县衙有人,在州府也有亲戚。”老农压低声音,“咱村这些减了税的,都被他记在小本本上了。秋后算账,谁知道会怎样?”
正说着,村那头传来喧哗声。几人转头望去,只见一队人敲锣打鼓地走来,为首的手里举着一面木牌,牌上写着“义民”两个大字。
“是村西头的老孙家。”年轻农人道,“他家主动把多余的三头牛借给没牛的户,官府给发了‘义民’牌,还要刻碑哩!”
那队人越走越近,刘温叟看清了被簇拥在中间的老孙——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穿着补丁衣裳,脸上满是憨厚的笑。他手里捧着那块木牌,像捧着什么宝贝。
“看见没?”老农用胳膊肘碰碰刘温叟,“这就是做给咱们看的。听话的,给甜头;不听话的……”他没说下去,但指了指村头赵大户家的方向。
刘温叟沉默。他想起在汴梁时,那些文友同僚的议论,说王朴“酷吏”“暴政”。可眼前这些农户,这些真正的“民”,似乎并不这么看。
新政像一把刀,砍在豪强身上时血流如注,但落在小户身上时,却只是轻轻削去了一层重负。
“老丈,”他忽然问,“若朝廷现在罢免王朴,停止新政,你们愿意么?”
几个农人都愣住了。良久,那老农才喃喃道:“这……这哪是咱们能选的事?不过要是真停了,赵大户家的税,怕是又要摊到咱头上了。”
他说完,摇摇头,起身扛起锄头往田里去了。其他几人也陆续散去,留下刘温叟一人站在槐树下。
春风拂过,吹动树叶沙沙作响。远处,老孙家的“义民”队伍还在欢庆,锣鼓声在乡间回荡。
刘温叟重新上马,缓缓离开赵家庄。他心中那二十七人联名的奏章,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此刻在真实的乡野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如此……遥远。
圣人说得对。他该看看真实的天下,而不是奏章里的天下。
马蹄踏在土路上,扬起细细的尘埃。前方的路还很长,淮南十四州,他都要走一遍。
而心中的答案,或许就在这一村一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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