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温叟心中一动：“那别家呢？”
“有增有减。”老农道，“村头赵大户家，二百亩地原来都报成五等、六等，今年全提到三等、四等，要多交不少粮。为这事，赵大户还去县衙闹过，可不管用——王侍郎派来的人说了，谁敢闹，就按濠州那几家办。”
他说得随意，但刘温叟听出了话里的分量。濠州七大户被抄斩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淮南，成了悬在所有豪强头上的利剑。
“那你们觉得……这新政好是不好？”刘温叟试探着问。
几个农人对视一眼，还是那老农开口：“对咱小户来说，是好事。可这话……可不能到处说。”
“为何？”
“赵大户家在县衙有人，在州府也有亲戚。”老农压低声音，“咱村这些减了税的，都被他记在小本本上了。秋后算账，谁知道会怎样？”
正说着，村那头传来喧哗声。几人转头望去，只见一队人敲锣打鼓地走来，为首的手里举着一面木牌，牌上写着“义民”两个大字。
“是村西头的老孙家。”年轻农人道，“他家主动把多余的三头牛借给没牛的户，官府给发了‘义民’牌，还要刻碑哩！”
那队人越走越近，刘温叟看清了被簇拥在中间的老孙——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穿着补丁衣裳，脸上满是憨厚的笑。他手里捧着那块木牌，像捧着什么宝贝。
“看见没？”老农用胳膊肘碰碰刘温叟，“这就是做给咱们看的。听话的，给甜头；不听话的……”他没说下去，但指了指村头赵大户家的方向。
刘温叟沉默。他想起在汴梁时，那些文友同僚的议论，说王朴“酷吏”“暴政”。可眼前这些农户，这些真正的“民”，似乎并不这么看。
新政像一把刀，砍在豪强身上时血流如注，但落在小户身上时，却只是轻轻削去了一层重负。
“老丈，”他忽然问，“若朝廷现在罢免王朴，停止新政，你们愿意么？”
几个农人都愣住了。良久，那老农才喃喃道：“这……这哪是咱们能选的事？不过要是真停了，赵大户家的税，怕是又要摊到咱头上了。”
他说完，摇摇头，起身扛起锄头往田里去了。其他几人也陆续散去，留下刘温叟一人站在槐树下。
春风拂过，吹动树叶沙沙作响。远处，老孙家的“义民”队伍还在欢庆，锣鼓声在乡间回荡。
刘温叟重新上马，缓缓离开赵家庄。他心中那二十七人联名的奏章，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此刻在真实的乡野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如此……遥远。
圣人说得对。他该看看真实的天下，而不是奏章里的天下。
马蹄踏在土路上，扬起细细的尘埃。前方的路还很长，淮南十四州，他都要走一遍。
而心中的答案，或许就在这一村一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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