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的喧嚣尚未平息，朱琳的队伍已如一支离弦之箭，射向苍茫的西北大地。上万人的突然抵达与迅速分流，在京津地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与诸多窥探的目光。对此，朱琳早有安排。
周嫂与秦氏这两位历经风雨的干将，留在了天津。她们的任务是妥善安置后续陆续抵达（包括秦川等人搭乘的其他船只）的普通移民和技术工人，利用早已打通的关系和充足的资金，在天津近郊或租或买，建立临时的安置点、培训站和物资中转仓库。同时，她们也要负责应付各方的打探、疏通关节，确保后续人员与物资能够顺利汇入主队。两人久经世故，精明干练，深谙“有钱能使鬼推磨”与“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道理，将天津这滩水搅得波澜不惊，为主力部队悄然西进扫清了后顾之忧。
朱琳则亲率真正的核心——刘军、水生、黄浩、黄文翰、李燕、小翠等一百余名绝对可靠的骨干，驾驶着五辆装载着最珍贵稀有金属的“百吨王”、数辆满载精密设备和核心资料的“沙漠野牛”、以及十多辆作为先导与护卫的“卫士”军用越野车，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钢铁车队。他们没有在天津做任何停留，甚至没有惊动当地官府（除必要通关手续外），在夜幕降临后，便如一群沉默的钢铁巨兽，轰鸣着驶出了港口区，沿着崎岖不平的土路，向西南方向疾驰而去。
星夜兼程，车轮滚滚。这支车队的规模与构成，在1920年代末的中国北方乡村土路上，堪称惊世骇俗。“百吨王”庞大的身躯和低沉如闷雷的引擎声，“卫士”车敏捷迅猛的身影，无不吸引着沿途所有百姓惊愕的目光。消息像风一样传开，自然也传到了某些有心人的耳中。
沿途的大小土匪绺子，远远望见这钢铁洪流般的队伍，听着那震耳的轰鸣，看着车上隐约可见的、持着奇怪长枪（“中华一型”已部分换装便衣护卫）的精悍人员，无不心里打鼓。拦路劫道？开玩笑，这架势，怕是官军精锐也没这么阔气吓人！绝大多数土匪选择了缩回山寨，目送车队扬长而去，只在茶余饭后多了些关于“铁甲神车”的离奇传说。
日本特高课在华分支机构，也确实接到了关于“智利女商人朱琳可能携巨资及设备归国”的模糊情报。但他们判断错误，认为朱琳这样的人物，归国后必然选择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或沿海商埠落脚，以便利用其国际资源和商业网络。他们加强了在这些城市的监控，却未曾料到朱琳会如此决绝地直插内陆，而且是向着贫瘠的陕西高原而去。当天津的眼线报告“大规模车队离津西去”时，特高课起初并未重视，只当是寻常的货物转运或军队调动（当时各路军阀车辆虽少，但也并非没有）。等到他们意识到这可能就是目标，再想追踪时，朱琳的车队早已消失在华北平原错综复杂的道路网和茫茫夜色之中，失去了踪迹。
几天后，车队风尘仆仆地抵达了古城西安外围。朱琳没有让车队进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围观。她命令车队在城外一处僻静之地休整，严格纪律，不得扰民。自己则只带了刘军、水生等寥寥数人，换了相对体面的衣服，进城与西安的军政官员进行接触。
此时的陕西，局势复杂，但相对沿海，日本势力渗透尚浅。朱琳凭借司徒美堂等人预先铺设的关系，以及她本人不俗的谈吐和手中硬通货（黄金、美元）的开路，很快便与当地实权人物达成了默契。她以“海外华侨实业家，响应开发西北、实业救国号召，携带资金设备返乡投资建设”为由，顺利办理了相关通行、勘地、设厂等一揽子手续，当然，其中少不了“合理”的“赞助”与“分红”承诺。金钱与“实业救国”的大旗，在乱世中往往是最有效的通行证。
手续齐备，车队再次开拔。从西安向北，道路越发难行，许多地方所谓的“公路”不过是稍宽的土路，甚至需要涉水过河、翻越土梁。遇到车辆实在无法通行的路段，朱琳便出资雇佣当地百姓，就地取材，平整路面，搭建简易桥梁。她给出的工钱丰厚，且现结，对于贫困的当地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庞大的钢铁车队后面，常常跟着一群拿着铁锹、镐头的百姓，车队走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这种“以工代赈”、军民（虽非军队，但纪律严明宛如军队）协作的景象，也让沿途百姓对这队神秘而“仁义”的车队好感大增。
走走停停，历经艰辛，车队终于抵达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韩城。
当朱琳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韩城地界，停在那座古老小城外的空地上时，整个韩城都轰动了。当时的韩城县令（或类似地方长官）带着一众属吏乡绅，战战兢兢又好奇万分地迎了出来。他们这辈子见过骡马大车，见过偶尔路过的小汽车，何曾见过如此多、如此庞大、如此怪异的钢铁车辆齐聚一堂？尤其是那几辆“百吨王”，如同趴在地上的巨兽，让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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