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厅穹顶下的灯光过于明亮,苏晚站在讲台上时,能看见台下每一张面孔的细微表情。三百个座位几乎坐满,前排是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中间是各国中坚研究人员,后排有学生和媒体。怀瑾和顾承屿坐在第三排左侧,女儿朝她偷偷挥手,顾承屿则用眼神示意她放松。
“女士们先生们,”会议主席开始介绍,“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苏晚女士,她将为我们带来主旨发言:‘费明理·理查兹的东方之旅:一个个案研究中的文化张力与连接’。”
掌声响起。苏晚深吸一口气,走到讲台中央。激光笔的光点在身后的屏幕上跳动,她的第一张幻灯片是费明理1903年的一张照片——年轻,眼神里还有理想的光。
“早上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跨越两个大陆、三种文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费明理·理查兹,1880年出生在伦敦切尔西区,1898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东方,1917年在云南昆明去世。在这十九年里,他留下了超过五千页的日记、信件和研究笔记,收集了大量文物,但也埋下了至今仍在引发思考的问题:在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下,一个西方人如何与东方文化互动?他留下的遗产,应该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苏晚的声音在扩音器中显得平稳清晰。她按照精心准备的逻辑推进:先介绍费明理的历史背景和原始资料,然后讲述他早期在茶马古道上的活动,特别是与藏族向导阿旺的友谊——这是新发现,引起了台下学者的兴趣,有人开始做笔记。
“值得注意的是,费明理与阿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雇关系。”她调出两人在丽江的合影,“在日记中,费明理称阿旺为‘我的老师’,记录了他如何向阿旺学习藏语、骑马、理解当地习俗。而阿旺去世后,费明理不仅资助他的弟弟上学,还多年关照他的家人。这种跨越文化和阶层的个人情谊,构成了费明理后来深入云南社会的基础。”
讲到费明理与卓玛的关系时,苏晚感到台下气氛微妙的变化。她刻意放慢了语速:“1904年,费明理在维西县遇见了藏族女性卓玛。他们后来建立了家庭,有了儿子扎西。这段关系在历史档案中几乎没有记录,但通过家族口述史和新发现的信件,我们可以确认它的存在。对此,我不想简单归类为‘殖民关系’或‘浪漫爱情’,而是想呈现它的复杂性:这里有权力不平等,有文化差异,但也有真实的情感和承诺,有费明理晚年在日记中表达的深深愧疚和遗憾。”
她展示了费明理1915年日记中的一段话:“‘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给卓玛和扎西应有的名分和安全。我以保护之名离开,实则是懦弱。’”
台下一片寂静。苏晚继续:“费明理的矛盾性在他晚年尤为明显。一方面,他继续从事文物收集,有些是通过购买,有些是通过交换,也有些——我们必须承认——是利用了他的特殊身份地位。但另一方面,从1910年开始,他将大量文物捐赠给了云南当地的寺庙、学校、村庄,并留下了详细的清单。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对文物背后文化意义的系统记录。”
这时,她展示了费明理“记忆档案”的照片:那些文物照片、测绘图纸、文化背景记录。“他的目标似乎发生了转变:从收集物品转向理解文化,从占有转向记录。这在他1916年的一封信中表述得很清楚:‘真正的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它承载的记忆和意义。’”
发言的最后一部分,苏晚转向当代启示:“费明理的故事在今天有何意义?我认为,它首先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单一的标签——无论是‘殖民者’还是‘文化保护者’——都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其次,它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多层性:在宏观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下,存在着具体的个人互动、情感连接和相互影响。最后,它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是完全否定,还是有选择地继承?是简单归还,还是建立新的对话?”
她结束发言:“费明理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他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努力理解不同文化、但又无法完全摆脱自身局限的人。他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留下了足够诚实和丰富的记录,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那些张力和努力。在这个依然充满文化隔阂的世界里,这种看见本身,也许就是对话的开始。谢谢。”
掌声响起,比开场时更热烈一些。苏晚看见顾承屿在鼓掌,怀瑾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拍手,小脸兴奋得发红。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第一个提问的是一位来自印度德里大学的教授,问题尖锐:“苏女士,您似乎为费明理的文物收集行为提供了某种辩护。但事实是,无论他后来捐赠了多少,他最初的行为仍然是殖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将非西方文化对象化、物化,为西方学术服务。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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