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厅穹顶下的灯光过于明亮，苏晚站在讲台上时，能看见台下每一张面孔的细微表情。三百个座位几乎坐满，前排是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中间是各国中坚研究人员，后排有学生和媒体。怀瑾和顾承屿坐在第三排左侧，女儿朝她偷偷挥手，顾承屿则用眼神示意她放松。
“女士们先生们，”会议主席开始介绍，“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苏晚女士，她将为我们带来主旨发言：‘费明理·理查兹的东方之旅：一个个案研究中的文化张力与连接’。”
掌声响起。苏晚深吸一口气，走到讲台中央。激光笔的光点在身后的屏幕上跳动，她的第一张幻灯片是费明理1903年的一张照片——年轻，眼神里还有理想的光。
“早上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跨越两个大陆、三种文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费明理·理查兹，1880年出生在伦敦切尔西区，1898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东方，1917年在云南昆明去世。在这十九年里，他留下了超过五千页的日记、信件和研究笔记，收集了大量文物，但也埋下了至今仍在引发思考的问题：在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下，一个西方人如何与东方文化互动？他留下的遗产，应该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苏晚的声音在扩音器中显得平稳清晰。她按照精心准备的逻辑推进：先介绍费明理的历史背景和原始资料，然后讲述他早期在茶马古道上的活动，特别是与藏族向导阿旺的友谊——这是新发现，引起了台下学者的兴趣，有人开始做笔记。
“值得注意的是，费明理与阿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雇关系。”她调出两人在丽江的合影，“在日记中，费明理称阿旺为‘我的老师’，记录了他如何向阿旺学习藏语、骑马、理解当地习俗。而阿旺去世后，费明理不仅资助他的弟弟上学，还多年关照他的家人。这种跨越文化和阶层的个人情谊，构成了费明理后来深入云南社会的基础。”
讲到费明理与卓玛的关系时，苏晚感到台下气氛微妙的变化。她刻意放慢了语速：“1904年，费明理在维西县遇见了藏族女性卓玛。他们后来建立了家庭，有了儿子扎西。这段关系在历史档案中几乎没有记录，但通过家族口述史和新发现的信件，我们可以确认它的存在。对此，我不想简单归类为‘殖民关系’或‘浪漫爱情’，而是想呈现它的复杂性：这里有权力不平等，有文化差异，但也有真实的情感和承诺，有费明理晚年在日记中表达的深深愧疚和遗憾。”
她展示了费明理1915年日记中的一段话：“‘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给卓玛和扎西应有的名分和安全。我以保护之名离开，实则是懦弱。’”
台下一片寂静。苏晚继续：“费明理的矛盾性在他晚年尤为明显。一方面，他继续从事文物收集，有些是通过购买，有些是通过交换，也有些——我们必须承认——是利用了他的特殊身份地位。但另一方面，从1910年开始，他将大量文物捐赠给了云南当地的寺庙、学校、村庄，并留下了详细的清单。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对文物背后文化意义的系统记录。”
这时，她展示了费明理“记忆档案”的照片：那些文物照片、测绘图纸、文化背景记录。“他的目标似乎发生了转变：从收集物品转向理解文化，从占有转向记录。这在他1916年的一封信中表述得很清楚：‘真正的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它承载的记忆和意义。’”
发言的最后一部分，苏晚转向当代启示：“费明理的故事在今天有何意义？我认为，它首先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单一的标签——无论是‘殖民者’还是‘文化保护者’——都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其次，它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多层性：在宏观的结构性不平等之下，存在着具体的个人互动、情感连接和相互影响。最后，它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是完全否定，还是有选择地继承？是简单归还，还是建立新的对话？”
她结束发言：“费明理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他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努力理解不同文化、但又无法完全摆脱自身局限的人。他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留下了足够诚实和丰富的记录，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那些张力和努力。在这个依然充满文化隔阂的世界里，这种看见本身，也许就是对话的开始。谢谢。”
掌声响起，比开场时更热烈一些。苏晚看见顾承屿在鼓掌，怀瑾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拍手，小脸兴奋得发红。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第一个提问的是一位来自印度德里大学的教授，问题尖锐：“苏女士，您似乎为费明理的文物收集行为提供了某种辩护。但事实是，无论他后来捐赠了多少，他最初的行为仍然是殖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将非西方文化对象化、物化，为西方学术服务。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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