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深秋，铅灰色的天空低垂，泰晤士河水泛着铁青的光。苏晚牵着怀瑾的手站在大英博物馆宏伟的柱廊下，雨丝斜斜飘过，空气里有湿漉漉的石材和旧纸张的气味。
“妈妈，这个房子好大。”怀瑾仰着头，脖子都快折了，“里面装得下多少故事啊？”
“装得下全世界的故事。”顾承屿替她拉好雨衣帽子，另一只手撑着伞。他今天穿着便装，但腰背依然挺直，眼神习惯性地扫视周围——这是职业本能。
昨晚他们见了英国警方文物犯罪调查科的负责人，聊到深夜。跨国走私网络比想象中更庞大，伦敦某个老牌拍卖行牵涉其中，而买家里不乏看似体面的上层人士。顾承屿的任务是参与信息共享，不能直接执法，这让他有些憋闷。
“苏女士吗？”一个穿着博物馆工作服的年轻女性从侧门出来，“我是档案部的艾米丽，请跟我来。”
寄存箱的开启被安排在博物馆地下档案区的一间独立阅览室。房间不大，木质长桌，绿色灯罩的台灯，墙壁是深色实木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空气中有恒温恒湿系统轻微的嗡嗡声，以及淡淡的樟脑和旧皮革气味。
艾米丽在桌上铺开白色棉布手套和工具：“按照规定，寄存箱开启过程需要全程录像，并有两位馆员在场。箱内物品需要在本室清点登记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带出。”
苏晚签署了文件，出示了护照和费明理后人的证明——那份由云南民政部门开具的家族关系公证，还有费明理遗嘱的复印件。象牙印章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绒布托盘里。
“A.37号箱。”艾米丽在厚重的登记簿上找到记录，“1912年7月12日寄存，寄存人Finley Richards，职业栏填的是‘学者’。特别备注：寄存期一百年，开启需同时出示本印章及寄存人直系后代身份证明。”
她起身走到墙边，输入密码，一道隐蔽的金属门滑开。里面是一排排带编号的钢制保管箱。A.37在第三排中间，不大，约莫小型微波炉的尺寸。
箱子被放在桌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百年时光在深灰色金属表面留下细微的氧化斑纹，锁孔周围却光亮如新——显然被精心维护过。
“请吧。”艾米丽递过钥匙——其实就是那枚象牙印章，需要插入锁孔旋转。
苏晚戴上手套，手有些抖。顾承屿在她肩头轻轻按了按。怀瑾安静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大眼睛一眨不眨。
印章插入，严丝合缝。顺时针旋转三圈，咔哒一声轻响，箱盖弹起一条缝隙。
里面没有耀眼的宝物，只有一个深褐色的皮质公文包，包角已经磨损，黄铜搭扣却擦得锃亮。公文包下面垫着一层吸潮的硅胶颗粒，早已失效变成粉末状。
苏晚打开搭扣。公文包里是整整齐齐的文件：几个硬皮笔记本、一叠用丝带捆扎的信件、几张卷起来的地图，还有——最上面——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漂亮的钢笔字写着：“To my descendants, whenever you find this.”（致我的后人，无论你们何时找到此物。）
她先取出信封。里面是一封信，整整八页纸，费明理晚年颤抖但依然清晰的字迹：
“如果你读到这些文字，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年代，无论你是我哪个孩子的后代，请首先接受我的道歉。我为自己的许多选择感到羞愧，但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我从未真正向卓玛和扎西道别……”
信的前半部分是私人忏悔，与大理铁盒里的内容类似但更深刻。后半部分却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我逐渐明白，文物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理解。所以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将那些我从中国各地收集、但未曾出售的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当地的寺庙、学校和村庄，并留下了修缮资金。清单附后。”
苏晚翻到附件。那是一份手写的清单，列着四十七件文物，每件后面都详细记录了捐赠地点、接收人，甚至还有简单的交接记录。时间从1909年到1915年，地点遍布云南、四川、西藏。
“第二件事，”信继续写道，“我保留了一份完整的记录——不是文物的记录，而是‘记忆’的记录。那些文物的故事，它们原本属于谁，为何珍贵，附着了怎样的信仰和情感。这份记录，我分成了两部分：文字部分在这里，实物部分——那些文物的照片、拓片、测量图——我委托给了我在英国最信任的朋友，皇家地理学会的约翰·卡特莱特。如果你们需要，可以凭这封信去找他（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他的后人。”
信的最后一段，笔迹格外用力：
“我的一生跨越两个大陆、两种文明，犯过许多错误，但也有幸见证了人类精神的多样性。如果我的后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学到什么，我希望是这一点：文化不是用来占有的，是用来对话的；历史不是用来评判的，是用来理解的；而血缘，不是用来束缚的，是用来连接的——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东方与西方，连接所有在时间长河中短暂相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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