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程的车上，高育良一直沉默地望着窗外连绵的雪山，良久，他才对身边的秘书说：“记下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帕米尔县的情况，必须作为优先解决的典型案例。我们要研究，如何通过集中办学、改善寄宿条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等方式，彻底解决边境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如果说PMR之行让高育良深刻体会到了北疆民生之艰，那么接下来在塔里河流域的调研，则让他直面了北疆生态之殇。
塔里河，这条滋养了古代西域文明、被沿岸各族百姓尊称为“母亲河”的内陆河，如今已是遍体鳞伤。高育良站在河畔，举目望去，触目惊心。宽阔的河床大部分已干涸龟裂，像大地身上一道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口。河水细弱浑浊，完全不见昔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河道两岸，是大片大片枯死的胡杨林。
那些死去的胡杨，树干扭曲，枝桠戟指天空，在夕阳的余晖下，如同一片悲壮的雕塑群，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绿意盎然与如今的绝望死寂。风过处，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母亲河低沉的哭泣。
陪同调研的省林业局局长，一位在林业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专家，指着这片惨状，痛心疾首地汇报：“常务，塔里河流域的生态退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根据史料记载和我们的监测，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原始胡杨林面积有超过800万亩。但由于上游无序开垦、过度截水用水，中下游来水量急剧减少，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到现在，保存下来的胡杨林面积已经不到200万亩了！而且，地下水位还在持续下降，沙漠化在以每年数米甚至数十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生活在下游的百姓怎么办？”高育良眉头紧锁。
“生态难民……”林业局长沉重地吐出一个词，“很多过去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因为草场退化、河流干涸，不得不背井离乡，搬迁到政府设置的安置点。但故土难离啊，常务，而且安置后的生计问题，也是个大难题。”
一位当地的老牧民被请来与书记交流。老人须发皆白，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他指着远处一片沙丘说：“那里，我小时候还是水草丰美的牧场，我们可以在河里捉到半米长的大头鱼。现在……全成了沙子了。胡杨活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可你看，它们现在是真死了，连根都烂了……”
老人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高育良的心上。他深知，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塔里木河的危机，是北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治理塔里木河，刻不容缓！
北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高育良到任不久，还没来得及系统梳理调研所得，一场突如其来的群体性事件，就将他推到了维护稳定的第一线。
事件发生在天山脚下的一个牧业县。毗邻的两个村庄，一个是哈族聚居村，一个是蒙族聚居村，因为夏季草场的放牧权归属问题，历史上就时有摩擦。今年因气候异常，草场长势不好，矛盾骤然激化。先是小范围的口角争执，很快演变成上百人的对峙，双方情绪激动，场面一度失控。
高育良接到报告时，已是深夜。他立即中断了原定行程，连夜赶赴事发地点。一路上，他电话不停，听取各方情况汇报，指示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持最大克制，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当他抵达现场时，天色已蒙蒙亮。对峙的人群尚未完全散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正在中间竭力维持秩序。高育良没有直接走进冲突中心，而是首先分别听取了两个村庄带头人、乡镇干部、以及当地有威望的老人的陈述。
他听得很仔细，不时提问。他发现，双方争执的焦点看似是草场界限模糊，但深层原因，却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
在临时召开的现场处置会议上，当地一些干部倾向于采取强力的隔离措施，先平息事态再说。高育良听完汇报，摇了摇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表面上是资源争夺，是历史积怨，但深层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结果！”
他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区域地图前，用手指着那两个村庄所在的位置：“大家看，这两个村，都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除了传统的畜牧业，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年轻人就业渠道狭窄，收入来源单一。当赖以生存的草场资源因为自然和人为原因变得紧张时，争夺就成了最直接的反应。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把两边的人隔开，各打五十大板，或者简单划一条线，这只是‘扬汤止沸’。矛盾根源不解决，今天压下去了，明天遇到新的诱因，还会爆发出来。”
他环视在场的各级干部，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维稳。‘稳’不是目的，‘和’与‘兴’才是根本。关键是要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发展，拓宽群众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让大家的日子都有奔头，都能看到希望。当人们忙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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