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调研归来，祁同伟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调研笔记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数据、案例和问题，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现实的复杂性远超他之前的预想，那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感到一丝迷茫和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党校学到的宏阔理论，与在云岭县看到的赤裸裸的贫困现实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周末，他拨通了高育良的电话。电话接通，传来高育良那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带着一丝关切：“同伟？听说你去西南调研了，怎么样，感受如何？”
祁同伟握着话筒，组织了一下语言，尽量客观地汇报了调研的见闻：教育的困境、疾病的拖累、产业失败的教训、部分群众“等靠要”的思想，以及基层干部的艰辛与无奈。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困惑：“老师，下去看了这一趟，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纸上得来终觉浅’。情况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有时候感觉，现有的政策、投入的力量，面对那些盘根错节的深层次贫困，就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劲，或者……方向总差着那么一点。”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高育良一声意味深长的轻叹：“同伟啊，你有这个感受，说明你这趟调研没有白跑，开始触及到扶贫工作真实的内核了。这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就能解决的问题。你遇到的这些，我当年刚到西江，几乎都遇到过，有些甚至比你看到的更触目惊心。”
高育良的声音带着回忆的悠远，开始讲述他的一段往事，那是在他刚刚担任赣南市代理市长不久后的一次调研。
“那时我刚到赣南，和你现在一样，满腔热情，也想尽快摸清底数，打开局面。我安排了对几个重点贫困县的密集调研，其中一站，是一个以山地为主、交通极其不便的县。按照行程，那天下午我们要去一个位于深山里的乡。”高育良的叙述不急不缓，将祁同伟带入了那个特定的时空。
“那天，我们的车队在崎岖颠簸的盘山土路上行驶了很久，赶到那个乡的乡政府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秋日天黑得早，山里的天色更是暗得快。乡政府的同志们显然早就接到了通知，会议室里准备了简单的汇报材料，茶水也备好了。”
“按照我事先的要求，行程里包括了要去走访该乡最偏远的一个村小。听完乡里的初步汇报，我看时间不早，便提出：‘汇报可以先放一放，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去那个村小看看。’”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当时的县扶贫办主任，一位看起来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脸上立刻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他搓着手，身子微微前倾，语气恭敬却带着明显的劝阻意味：‘高市长，您看……这天色已经不早了，从乡里到那个村小，还有十几里山路，路特别不好走，有些地段连吉普车都上不去，得靠步行。而且那段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涧，这个点儿上去，下来肯定天黑了，太危险了！我们是不是……’”
高育良在电话里复述这段话时，语气平静，但祁同伟能想象到当时那位县扶贫办主任忐忑而又试图周全的神情。
“我听着他的话，没有立刻表态。”高育良继续说道，“我心里明白，他说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出于对我这个新上任的市长的安全和行程顺利的考虑。这是基层干部常见的‘护驾’心态，不希望上级领导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出任何差池。”
“但是，”高育良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深沉起来，“我当时看着他，问了一个问题，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瞬间安静下来的问题。我问：‘主任，你说的这条路，这么难走，这么危险，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是怎么走的？他们就能上去，也能下来？’”
祁同伟在电话这端，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能瞬间体会到当时现场那种无声的震撼和尴尬。
高育良仿佛能看到祁同伟的反应，他接着说：“我这个问题一问出来，那位县扶贫办主任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眼神有些闪烁，最终化作一声含糊的叹息，顾左右而言他：‘高市长……这个……孩子们嘛，没办法……不去上学，就更没有出路了……山里娃，皮实，习惯了……’”
“他最后那几个字，‘习惯了’，说得轻飘飘的，却像一根针，扎得我心里很不舒服。”高育良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痛心，“就是这种‘习惯了’，这种对艰难困苦的麻木和无奈接受，恰恰是贫困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它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更体现在精神层面某种韧性的被磨损，甚至是对改变可能性的不信任。”
“那天，我坚持了我的决定。”高育良的语气重新变得坚定，“我告诉县里和乡里的同志：‘孩子们天天走的路，我们没有理由走不了。如果连我们这些制定政策、号称要帮助他们的人都因为‘危险’和‘不便’而望而却步，都不去亲身体验一下他们每日必须面对的现实，那我们出台的政策，又怎么能真正贴合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痛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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