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摞厚厚的资料和沉甸甸的责任，祁同伟随扶贫办政策法规司的调研小组，踏上了前往西南L省的征程。飞机抵达省会后，又换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才抵达此行的第一站——位于乌蒙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云县。
一路行来，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沃野逐渐变为层峦叠嶂的群山，郁郁葱葱，风景如画。但祁同伟无心欣赏，他的心情随着道路的崎岖和视野中出现的、散落在陡峭山坡上那些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而愈发沉重。这与榕城的繁华、与京城的宏大，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调研的第一天，在当地县扶贫办同志的陪同下，他们驱车（后半程几乎无法行车，只能徒步）前往一个位于山巅的彝族村寨。其中一个考察点是村里的“小学”——一座由废弃的村委会办公室改造而成的、四面透风的土房子。唯一的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坚守了二十多年。
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进行复式教学。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打满补丁的衣服，小脸被山风吹得通红皴裂，但那一双双眼睛，却如同山泉般清澈，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当祁同伟拿出随身带的几支笔和本子分给他们时，孩子们怯生生地接过，眼中闪烁的光芒让他心头发酸。
老教师无奈地告诉祁同伟：“祁组长，不是不想改善条件。上面也拨过款，可运材料上山，成本比材料本身还贵！请老师更难，谁愿意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娃娃们要走几个小时山路来上学，中午就啃个冷洋芋（土豆）……很多娃，上完小学就出去打工了，或者早早嫁人了。” 老教师叹了口气，“扶贫，光给钱不行，得先把路修通，把学校办好，让娃娃们看到山外面的希望才行啊。”
祁同伟看着教室里那面斑驳的、却依旧鲜艳的五星红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笔记本上，“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句话，在这里有了最具体、最刺痛人心的诠释。
在另一个偏远的苗寨，他们走访了一户因病因残致贫的家庭。男主人前几年在山上采药摔断了腰，没钱彻底医治，落下残疾，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女主人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嗽。家里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成绩优异。
所谓的家，是昏暗的、人畜混居的木棚。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头半大的猪崽和几只鸡。男主人躺在床上，眼神浑浊，充满了对生活的绝望。女主人撩起衣服，给祁同伟看她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而浮肿的小腿。
“政府给了低保，也发了扶贫猪崽，”村支书在一旁低声解释，“可这点钱，看病都不够。猪崽养大了卖的钱，也就刚够孩子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场病，就能把这个家彻底拖垮。他们不是不勤快，是这‘病根’太深，拔不掉啊！”
祁同伟蹲在床边，握着男主人粗糙的手，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意识到，对于这样的深度贫困家庭，常规的、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如同杯水车薪。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医疗救助、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及能够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的产业。否则，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让他们刚刚看到的一点希望瞬间破灭。
调研途中，他们也看到了一些扶贫项目留下的“伤疤”。在一个乡镇，几年前扶贫资金扶持村民大规模种植某种中药材，结果因为对市场行情判断失误，加上技术指导不到位，药材要么产量低，要么卖不出去，烂在了地里。看着一片片荒废的坡地，和村民们谈及此事时无奈又怨愤的眼神，祁同伟心里很不是滋味。
县里的干部倒苦水：“祁组长，我们也是心急啊！想尽快让老百姓脱贫。上面有考核，下面有期盼。有时候项目论证不够充分，看到别的地方搞什么成功了，我们就跟着学，结果‘水土不服’，钱花了，力气费了，效果却不好，还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个村子，尝试发展过养殖业，由政府提供鸡苗。但由于防疫没跟上，一场鸡瘟下来，几乎全军覆没。类似的例子听了不少，祁同伟深刻体会到，产业扶贫绝非易事，它需要精准的市场研判、可靠的技术支撑、完善的配套服务，以及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韧性。盲目跟风、急于求成，往往事与愿违。
在走访中，祁同伟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消极现象。少数贫困户存在着较强的“等靠要”思想，认为政府帮扶是天经地义，缺乏改变现状的内生动力。在一个村子，他们看到扶贫资金修建的崭新蓄水池旁，堆放着杂物，维护不善；发放的果苗，疏于管理，成活率很低。
一位比较有想法的年轻村干部私下对祁同伟说：“领导，光‘输血’不行，还得想办法‘造血’，更要‘激活’他们的心气儿。有些人穷惯了，也懒惯了，觉得反正国家不会让他饿死。怎么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脱贫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是个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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