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元旦假期余温尚未散尽，一股来自东南亚的金融寒潮便已悄然跨海而来，其凛冽之势远超许多人的预期。祁同伟刚回到榕城副市长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消化完积压的文件，危机的阴影便已笼罩下来。
最先传来坏消息的是尾马区。招商局长拿着几份传真，急匆匆地敲开了祁同伟的门，脸色凝重：
“祁市长，情况不太妙！刚接到几家主要外资和港资企业的通知。南洋纺织那边，他们总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资金链紧张，原定本月初到位的新设备采购尾款和二期技改资金，暂时冻结了，具体到位时间……待定。”
“还有两家为BYD和康奈可配套的台资电子企业，也表示受订单减少影响，要暂缓在榕城的扩建计划。”
“最麻烦的是，我们刚刚谈妥、准备签约的一家狮城物流仓储项目，对方直接发来了暂停投资的通知函。”
坏消息接踵而至。祁同伟的心沉了下去。他立刻意识到，这已不是个别企业的困难，而是一场可能波及全局的系统性风险。他抓起电话，分别打给常务副市长何国栋和市长钱卫国的秘书，请求紧急召开市长办公会。
半小时后，小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市长钱卫国面色严峻，常务副市长何国栋不停地抽着烟，孙连城坐在靠后的位置，笔记本已经打开。计委、外经贸委、财政局、人民银行榕城支行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也悉数到场，气氛压抑。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钱卫国开门见山，声音低沉，“金融风暴的影响，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要猛。直接冲击我们的外资、外贸，间接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活力。今天这个会，不做形势报告，只研究一件事：怎么办？”
计委主任率先发言，语调悲观：“市长，各位领导，根据我们初步研判，这次危机深度和广度都很大，南洋是我们重要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地。预计今年我市出口增速将大幅回落，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利用外资形势更加严峻。这对我们正在推进的国企改革，尤其是依赖外部市场和资金的企业，将是致命打击。我建议……有些改革步伐是否可以考虑适当放缓，以求稳为主？”
他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会议室里一阵窃窃私语。
“放缓？怎么放缓？”常务副市长何国栋掐灭了烟头，语气带着不满，“国企改革到了攻坚期，就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纺织厂刚有点起色，其他厂子正看着呢！现在放缓，军心涣散，前功尽弃！那些等着改制的职工怎么办？矛盾只会积累得更深！”
财政局长忧心忡忡地接口：“何市长，不是我们想放缓。关键是钱！外资投入减缓甚至停滞，出口下滑影响税收，我们本就不宽裕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刚才计委的预测如果成真，今年财政缺口可能会很大。之前通过的养老补贴、廉租房项目，还有国企改革需要的安置资金、支持资金，从哪里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矛盾清晰地摆在了桌面上：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改革和民生项目又急需资金支持，进退维谷。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尚未发言的祁同伟。他分管工业、改革，又是高新区的奠基人，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祁同伟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此刻自己的发言需要极大的定力和清晰的思路。他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一方，而是冷静地分析道：
“钱市长，何市长，各位同志。危机确实来了，而且很严重。但我们不能自乱阵脚。我认为，危机中既有‘危’，也有‘机’。”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困难，但不能被困难吓倒，更不能轻易改变既定的改革方向。改革一旦停滞甚至倒退，积累的矛盾会更难解决。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调整我们的策略和步伐，适应新的形势。”
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思路：
“第一，保重点，稳预期。外资方面，集中力量服务好已经落地的BYD、康奈可等龙头企业，帮助他们克服暂时的困难，确保他们能在榕城扎下根。同时，主动联系那些暂缓投资的企业，保持沟通，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传递我们榕城长期合作的信心和决心。要让他们知道，风暴总会过去，榕城的优势和我们的诚意不变。”
“第二，练内功，降成本。外部市场萎缩，正好倒逼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正在进行改制的国企，把精力更多转向内部管理提升、成本控制、技术改造上。南洋纺织资金暂缓，未必全是坏事。孙连城主任，”他看向孙连城，“你们改革办要指导白鹭纺织，趁这个机会，深挖内部潜力，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物耗能耗，提升产品竞争力。要把这次危机当成一次‘压力测试’和‘强制升级’的机会。”
“第三，拓市场，寻出路。东南亚市场受阻，我们要千方百计开拓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请外经贸委、商业局牵头，组织我们的企业积极参加广交会以及国内的各种展销会，利用我们毗邻长三角、珠三角的区位优势，打开内销渠道。同时，要密切关注国家可能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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