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城到任榕城市国资委副主任兼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后，并没有急于召开会议、发表施政纲领，甚至没有急着去纺织厂亮相。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改革办的工作人员，将市属十七家重点困难国企的所有档案材料，特别是纺织厂及其下属三个分厂近十年的财务报表、人事档案、党组织关系、银行贷款合同、库存清单、甚至职工代表大会记录，全部调阅到他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孙连城的办公室几乎成了档案室。他每天最早一个来，最晚一个走，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卷宗里。他看得很细，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数据和一些令人费解的疑点。他那份沉静和专注，让原本有些轻视这位“闲职调来”干部的改革办年轻同事们，渐渐收起了心思，不敢怠慢。
一周后，他带着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主动向祁同伟做了一次汇报。
“同伟，初步看完了材料，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孙连城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却凝重，“纺织厂总厂加上三个分厂，在职职工四千二百五十七人，离退休职工一千八百多人。账面总资产三点二个亿，但其中大部分是厂房和设备，且设备严重老化，九十年代的织机还在用。负债总额四点五个亿，资不抵债。应收账款里，很多是三角债，根本收不回来。最关键的是，”他顿了顿，“财务报表和库存清单、银行流水之间存在一些对不上的地方，虽然数额不大，但很值得警惕。”
祁同伟眉头紧锁：“你的意思是，可能还存在管理漏洞甚至腐败？”
“目前只是怀疑，需要进一步核实。”孙连城很谨慎，“但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贸然谈改制，要么国有资产流失，要么埋下更大隐患。”
“好！查！一查到底！”祁同伟斩钉截铁，“需要审计、财政还是纪委配合，你直接提，我来协调。改革的前提是摸清家底，肃清流毒！”
有了祁同伟的尚方宝剑，孙连城开始了第二步：实地调研。但他没有搞前呼后拥的视察，而是换上了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带着一名助手，在不通知厂领导的情况下，直接坐公交车来到了位于城西的纺织厂总厂。
他没有进办公楼，而是直接钻进了纺纱、织布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里弥漫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他默默地走着，看着那些明显落后于时代、甚至需要老师傅不停敲打才能维持运转的老式织机，看着工人们疲惫而又麻木的眼神。他时不时停下脚步，和挡车工、维修老师傅聊上几句，问问产量，问问奖金，问问家里的情况。
中午，他去了职工食堂，和工人们一起排队打饭，坐在油腻的餐桌旁，听他们发牢骚，抱怨工资拖欠了三个月，医药费报销不了，孩子上学学费贵……他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句：“厂里领导没想想办法？”工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他们？他们只想着自己那点事！”
下午，他又“偶然”路过厂里的退休职工活动室，里面几个老人在下棋。他凑上去看了会儿，随口聊起当年的辉煌岁月，引得老人们感慨万千：“哎，当年我们厂可是省里先进，生产的‘白鹭’牌棉布畅销全国！现在……唉！”
这样的“微服私访”持续了好几天。孙连城几乎跑遍了厂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去了厂办集体所有制的小卖部和幼儿园了解情况。他笔记本上记录的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困境、期望与怨气。
厂领导终于坐不住了，几次想来“汇报工作”，都被孙连城以“先看看再说”为由婉拒了。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调研方式，让某些人心里开始发毛。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后，孙连城才正式通知厂领导班子开会。会议上，他没有一句空话套话，直接抛出一个个具体问题：为什么三号仓库的库存记录和财务账目对不上？为什么三年前那批价值两百万的进口配件购入后一直闲置？为什么百分之三十的银行贷款利息支出用途不明？为什么三分之一的职工待岗，但管理层津贴却一分不少？
一个个问题，如同精准的银针，扎得厂领导们如坐针毡，汗流浃背。他们准备的关于改革困难的汇报材料，一句也没用上。会议结束后，厂长脸色灰白地单独找到孙连城，试图解释些什么。孙连城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王厂长，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厂子关系到四千多职工吃饭，希望你们班子能真正负起责任，配合改革办的工作。”
随后，孙连城亲自坐镇，从审计、财政、纪委抽调人员组成的联合清查小组进驻纺织厂，对财务、资产、采购等重点环节进行彻底审计。同时，他指导改革办制定了极为详尽的职工情况摸排表，组织工作人员下沉到每一个车间、班组，甚至上门到离退休职工和困难职工家里，一对一了解他们的想法、困难和对改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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