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城的空气湿热粘稠，与北方的干冷截然不同，仿佛能拧出水来。高楼吊塔林立，工地机器轰鸣，街道上行人步履匆匆，穿着各异，粤语、普通话甚至外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派生机勃勃又略显混乱的繁忙景象。
祁同伟和李为民一行人被安排在特区政府的招待所下榻。条件算不上多好，但干净整洁。祁同伟的右臂还打着石膏，用绷带吊在胸前，脸色因失血和旅途劳顿而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一路上的见闻早已冲淡了身体的疼痛和不适。
他甚至没来得及好好整理行李，只是将那个装满了资料和手稿的宝贝箱子塞进床头柜锁好，便径直敲响了导师李为民的房门。
“进来。”李为民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疲惫。他正在房间里看特区方面送来的初步资料，茶几上堆满了文件。
“老师。”祁同伟走进来，身姿依旧挺拔，但微微蹙起的眉头还是泄露了伤处的疼痛。
“同伟？你怎么不好好休息？”李为民放下文件，关切地看着他，“伤还没好利索，一路颠簸，先躺下睡一觉再说。工作不急于这一时。”
“老师，我睡不着。”祁同伟摇摇头，目光扫过茶几上那些文件，语气坚定而急切，“我已经耽误了近一个月的功夫，课题组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我不能拖大家的后腿。而且……”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声音沉静下来：“教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特区的情况，比我们纸上谈兵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生动得多。那些文件和数据是死的，但特区是活的。我想先不急着参与具体的案头工作，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真正深入到特区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摸一摸真实的情况。只有做到眼见为实，亲身感受，我们后续的研究和建议才能接地气，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真正为特区的法治建设解决实际问题。”
这番话条理清晰，立意高远，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重伤初愈的学生能说出的，更像一个成熟老练的调研员。李为民看着他年轻却异常沉稳的脸庞，看着他吊在胸前的胳膊，眼中闪过极其复杂的神色——有欣赏，有心疼，更有深深的欣慰。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站起身，给祁同伟倒了杯温水，示意他坐下：“你的想法很好，甚至可以说，抓住了我们这次调研的关键。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严肃，“同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伤……能撑得住吗？特区跑调研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日晒雨淋，奔波劳碌，你这胳膊……”
“老师，我能行！”祁同伟毫不犹豫地打断，眼神灼灼，“一点皮肉伤，不碍事。左手一样能记录，腿脚没问题。请您放心，我会注意的，绝不会拿身体开玩笑。”他的态度坚决得近乎固执。
李为民凝视了他片刻，终于缓缓点了点头：“好。既然你决心已定，我支持你。需要什么支持？要带助手吗？或者需要特区这边提供什么便利？”
祁同伟略一思索，道：“助手暂时不用，人多反而束手束脚。如果可以，请您联系一下特区政策研究室或者法制办的同志，帮我找一个熟悉特区情况、最好能听懂本地话、脑子灵活又可靠的向导就好。不需要级别多高，关键是接地气，能带我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这个没问题。”李为民一口答应，“我马上联系。你打算从哪里开始？”
“从最基层开始。”祁同伟早已胸有成竹，“工业区、外资厂、村镇企业、土地拍卖现场、法院立案庭、劳工市场……哪里问题多，矛盾集中，我就去哪里。”
李为民眼中赞赏之色更浓：“好！就按你的思路来！需要车或者其他保障，随时跟我说。”
很快，李为民通过特区办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向导——一个二十出头、刚从本地大学法律系毕业、分在区司法局锻炼的年轻干部，叫阿辉。小伙子机灵，本地人，会说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对特区各处的门道都很熟悉。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带着夜的凉意，祁同伟就换上了一身最普通的灰色夹克衫，背着一个旧的军绿色挎包（单肩背在左肩），里面装着笔记本、钢笔、水壶和一些干粮，准备出门。
在招待所门口，他遇见了课题组的其他几位成员——主要是来自政法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两位副教授和他们的研究生。那几位研究生看到祁同伟这身打扮和吊着的胳膊，都愣了一下。
一位政法大学姓刘的副教授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几分客套的关心，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远和审视：“祁同学？你这就要出去？伤还没好，多休息两天嘛，工作不急，有我们呢。”他们比祁同伟早到近一个月，已经初步进入工作状态，内心难免觉得这个燕大的“关系户”来得晚还受伤，恐怕是来镀金的，甚至可能因为救的是钟小艾（他们隐约听到风声）而带了点别样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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