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城的月光漫过断墙，像一层薄纱裹住了残垣，墙根的蟋蟀不知疲倦地唱着，与地窖里的油灯芯声交织成一片细碎的夜曲。地窖是韩国旧贵族废弃的酒窖，石壁上还留着当年存酒的凹槽，此刻成了儒生们的秘密据点。油灯芯爆出的火星溅在石壁上，转瞬即逝，却将油布裹着的《诗说》照得愈发清晰。那卷帛书展开时带着淡淡的桐油香，诗有三境：情、景、言七个字用朱砂写就，笔锋灵动，在昏暗中像三颗跳动的星，映得围观者的眼睛都亮闪闪的。
这理论若传出去，怕是要被斥为离经叛道。年轻儒生按住油布边角，指腹不自觉地蹭过字的朱砂，指尖染上一点红。他声音发颤，不是因为冷，而是紧张——他袖中还藏着昨夜抄录的残页，赋比兴三个字的旁边，罗铮用墨笔标了个小小的三角，那三角的每个边都带着细微的锯齿，像被精心打磨过。
诗歌研究院的建立，在当时虽处于秘密状态，却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影响深远而多维：
其一，为诗歌理论搭建了系统化的框架。研究院以“情、景、言”三角理论为核心，将零散的诗歌感悟转化为可拆解、可验证的体系。学者们通过模型推演、文本比对，明确了“情为根、景为叶、言为花”的内在逻辑，让初学者能快速把握诗歌创作的核心要素，避免了以往“凭灵感创作”的盲目性，使诗歌学习从“意会”走向“言传”，降低了传承门槛。
其二，推动诗歌创作的创新与规范平衡。研究院既强调“情景相生”的自然之道，反对堆砌辞藻的空洞之作，也鼓励根据不同情境调整“情、景、言”的比重——如“悲秋”需“霜”字点睛，“喜春”需“马蹄疾”呼应，让创作既有章法可循，又不失个性。这种理念打破了当时部分儒生“唯古是从”的僵化思维，使诗歌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同时，能更灵活地表达时代情感。
其三，促进诗歌与生活的联结。学者们以《诗经》为根基，结合民间歌谣、现实见闻拓展“诗境”内涵，将田间劳作、市井百态纳入创作素材，使诗歌不再局限于文人案头的闲情逸致，更成为记录民生、抒发大众情感的载体。这种转向让诗歌更贴近生活，为后来通俗诗歌的发展埋下伏笔。
其四，在压抑中守护诗歌火种。在当时思想管控较严的环境下，研究院以隐秘方式聚集了一批真正热爱诗歌的学者，他们通过拆解模型、藏抄本于日常器物等方式，保存并传承了新的诗歌理论。这种坚持不仅避免了珍贵思想的湮灭，更在民间播下了“诗歌应关注人情、贴合现实”的种子，为后世诗歌突破形式束缚、回归情感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可以说，这座秘密研究院虽未在当时广为人知，却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其系统化的理论、对创新与生活的重视，在后来的诗歌发展中逐渐生根发芽，影响着人们对诗歌本质的理解——让诗歌既不失艺术的精致，又始终连着人间的温度。
罗铮蹲在地上，用捡来的槐树枝在泥地画着三角，三个顶点分别刻着，刻痕深而清晰。你看这三角，他用指尖划过三边，树枝在泥地划出细碎的响，像春蚕啃食桑叶，情是埋在土里的根，看不见却扎得深；景是长在地上的叶，能遮风挡雨；言是枝头开的花，要好看，更要能结果。三者站稳了，诗才算活的，能自己生长。就像蒹葭苍苍，若没有所谓伊人的情根，光有白露秋景的叶，不过是堆没人管的草木罢了，风一吹就散。
墨雪坐在装过酒的木箱上，箱盖被磨得光滑，带着淡淡的酒香。她正用削得极薄的竹片拼装模型，竹片边缘泛着莹润的光。模型是个可转动的三角架，用枣木做的支架透着暗红，每个角都用细麻绳挂着陶片，陶片上的字是用尖石细细刻的：，笔画里还嵌着点朱砂。她转动架顶的铜轴，铜轴是用旧铜镜的边缘熔铸的，泛着青绿色的光，陶片碰撞着发出的清越声响，像玉佩相击。这是按《诗说》做的意境秤她指着平衡的三角，陶片在空中微微晃动，情重了压过景，就成了无病呻吟，像涝死的庄稼；言多了盖过情，便像堆辞藻的假山，看着花哨，底下是空的。你看这与的距离，不多不少，刚好容得下字做桥，这才是悲哉秋之为气的真味，三者缺一，就像断了条腿的桌子，站不稳。
地窖入口忽然传来轻响，是松动的砖块被踩动的声音，接着是靴底碾过碎瓦的声，透过厚厚的土层传下来，像钝刀子割木头。年轻儒生慌忙将《诗说》卷成细筒，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塞进墙角装咸菜的陶罐——罐口还留着片新鲜的茱萸叶，绿得发亮，是墨雪傍晚特意采来的，浓烈的气味刚好掩盖书卷的墨香。
上个月在洛阳，老儒往油灯里添了点桐油，油壶是用葫芦做的，一声，火苗猛地亮了亮，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更清晰，有个秀才在茶馆里说诗应言志，志在民心，被巡卒听见，斥为弃古崇新，惑乱人心，当场打了三十大板，现在还躺在家养伤呢。咱们这三境说情抬得这么高，怕是更难容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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