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起草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报告，对杨明宇而言，不啻于一场无声的淬火。
任务下达后，他被编入三组。组长是一位姓周的研究员，戴着厚眼镜，话不多，递给杨明宇一沓厚厚的资料清单和几份往年报告的存档稿，言简意赅：“先把这些脉络理清楚。重点看框架结构、问题研判部分、政策表述的沿革和今年可能的侧重点。有不明白的标记出来，下午小组碰头。”
清单上的资料浩如烟海：近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全会决议、省政府工作报告、各厅局专项规划、主要经济指标运行分析、各市州上报的典型材料……还有堆积如山的内部调研报告、专家座谈纪要、领导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要点摘编。
杨明宇感到一阵窒息般的压力。在青川，他最多同时处理几个村的材料和镇里的文件。而这里，他面对的是全省的骨架与血肉。他沉下心，泡上一杯浓茶，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阅读、梳理和笔记。
他很快发现，省府起草报告，与他写青川的汇报材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炼丹术”。青川的材料讲究具体、实在、有案例、见人见事；而这里的报告，追求的是高度、精准、凝练、平衡与引领性。每一个判断都需要数据和事实支撑，但又不能沉溺于细节；每一项政策建议都需要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又要考虑全省各地的差异性和承受力；语言更是讲究，要庄重严谨，有力度，又不能过于生硬或留有把柄。
下午的小组碰头会，更像是一场高强度的思维碰撞。周组长主持会议，组员们围绕几个核心议题——当前经济运行的“形”与“势”、主要风险挑战、下一步工作着力点——各抒己见，争论激烈。有人引经据典，有人摆出数据，有人列举基层反馈。杨明宇大部分时间在听，大脑飞速运转，努力将他们的宏观分析与自己在青川看到的微观现实进行对接、印证、质疑。
当讨论到“激发县域经济内生活力”时，周组长忽然点名：“小杨，你从基层来，说说看，下面最头疼的是什么？最盼着上面解决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杨明宇心跳快了一拍，但迅速镇定下来。他没有空谈，而是略作思考后，清晰说道：“从青川的实践看，基层最头疼的，可能不是缺方向，而是缺‘抓手’和‘容错空间’。比如，省里鼓励发展特色产业，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这些要素，单靠乡镇甚至县里很难有效整合。又比如，鼓励创新基层治理，但一旦尝试中出了点偏差，考核和问责的压力马上就来了，导致很多地方宁愿墨守成规。基层最盼的，是更清晰的授权清单、更落地的配套政策、以及更具弹性的考核评价机制，让真正想干事的人敢放开手脚。”
他说的都是切身体会，没有套话，直指关键。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周组长推了推眼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嗯，接地气。‘抓手’和‘容错空间’，这两个提法有点意思。记下来。”
这次发言，让杨明宇在小组内初步建立了“有基层视角”的印象。随后，他被分配了一个具体任务：负责收集、梳理全省各地在“稳就业、保民生”方面的创新做法和突出问题，并尝试提炼出几条有分量的工作建议。
这又是一个需要“翻译”和“提炼”的活儿。他埋头在信息的海洋里，每天工作到深夜。他不再满足于看现成的汇报材料，而是主动通过内网联系一些熟悉的县市发改或人社部门的朋友，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他也反复比对不同来源的数据和说法，试图去伪存真，触及更深层的问题。
一周后的内部初稿讨论会上，当各组汇报阶段性成果时，杨明宇关于“稳就业”的部分，不仅数据详实，案例典型，更重要的是，他尖锐地指出了当前一些政策在基层落实中存在的“一刀切”、“供需错配”和“重数字轻质量”倾向，并提出了“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需求对接”、“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建立更科学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等几条针对性建议。
他的汇报条理清晰，有数据支撑，有案例佐证，有深度分析，更有建设性意见。几位处领导听完，交换了一下眼神。郑国锋处长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副处长王涛则笑了笑：“小杨不错，挖得挺深，问题抓得准，建议也有操作性。看来基层没白待。”
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杨明宇松了口气，但不敢有丝毫松懈。他知道，这仅仅是初稿讨论，后续还要经过无数轮的修改、打磨、凝练，直至最终呈送到省领导面前。每一个字，都可能被反复推敲；每一处表述，都可能暗含深意。
真正的“笔削春秋”，才刚刚开始。他见证了初稿如何在一轮轮的讨论和领导批示中被不断修改、增删、重塑。有时是整体框架的调整，有时是一个关键提法的变化，有时甚至只是几个关联词语顺序的调换。每一次修改，都蕴含着对形势判断的微调、对各方意见的平衡、对政策导向的精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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