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大院的气场，与青川镇截然不同。高耸的灰色主楼庄严肃穆，楼前广场开阔平整，来往行人步履匆匆，神色内敛，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属于权力中枢的低压。
杨明宇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大楼入口处，看着门楣上威严的国徽，深吸了一口气。报到流程简洁高效，人事处的同志公事公办地核验了文件，发放了临时工作证和饭卡，便将他带到了位于主楼十一层的综合一处。
处长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副处长王涛接待了他。王涛四十出头，中等身材，略微发福，脸上带着程式化的笑容，眼神却锐利地打量着他。
“小杨同志，欢迎啊！早就听说玉泉县出了个年轻的干将，把青川搞得风生水起，百闻不如一见，果然精神！”王涛的客套话滴水不漏，拍了拍杨明宇的肩膀，“郑处长今天有个重要会议，特意交代我先给你安排一下。咱们一处呢，主要是服务省领导，负责重大文稿起草、综合协调、信息调研。工作强度大，要求高，规矩也多。你是基层上来的，有实践经验，这是优势，但也要尽快适应省里的工作节奏和思维方式。”
他领着杨明宇来到一处开放办公区靠窗的一个空位。“你先坐这儿。这几天不急着给你派具体活，先熟悉熟悉环境，看看近期的文件简报，了解一处的工作流程和风格。处里每周一上午有例会，平时各组也有小范围碰头。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问。”
位置不错，能看到窗外城市的一角。办公桌上已经摆好了电脑、电话和一些空白文具，旁边还摞着一尺多高的内部刊物、政策汇编和往期重要文稿。同区域的几位同事抬头看了他一眼，点头致意，便又埋头于各自的电脑屏幕或文件堆中。氛围安静而高效，透着一股不言自明的紧张感。
杨明宇坐下来，打开电脑，按照王涛的指点，登录内部系统，开始浏览近期的要情专报、领导批示、各处室动态。文字严谨精炼，信息密度极高，视角宏大。他立刻意识到，这里看待问题的维度、使用的语言、关注的重点，与他在青川时完全不同。在青川，他思考的是一村一镇的具体出路、一家一户的实际增收；在这里，着眼的是全省层面的战略布局、区域协调、政策效应。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巨大跳跃。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吸收着这些陌生的信息，试图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和意图。
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他刻意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默默观察。就餐的人们三三两两，低声交谈，话题多围绕着工作。他听到旁边一桌在讨论某个地市上报的试点方案优缺点，用词专业，角度刁钻；另一桌则在猜测某位领导近期批示的深层含义。这里每个人似乎都练就了从平淡表述中解读微妙信号的本领。
下午，他继续研读文件，尤其重点关注与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基层治理相关的材料，试图将省里的宏观部署与自己在青川的微观实践联系起来思考。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他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琢磨某些提法的变化、某些政策表述的侧重点转移。
快下班时，处长郑国锋回来了。郑处长五十多岁，身材清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神情严肃，不怒自威。他经过开放办公区时，目光扫过，在王涛的介绍下，对杨明宇微微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郑处就这样，话不多，但眼里不揉沙子。”旁边一位看起来比他年长几岁的同事，趁着郑处长关门，小声对杨明宇说，“稿子到他那里，一个标点符号用错都能看出来。你刚来，多小心。”
“谢谢提醒。”杨明宇低声致谢。
第一天，在陌生、压抑而又充满信息冲击的环境中度过。回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的临时宿舍——一个比翠湖苑房子小得多、但同样整洁的单间——杨明宇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高度疲惫，却又异常清醒。
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完成从“镇干部”到“省府工作人员”的角色转换。这不是简单的环境适应，而是思维模式、工作方法、甚至行为举止的全面重塑。
接下来的几天，他依然以学习和观察为主。他仔细研究一处过去牵头或参与起草的重要文稿，分析其结构、逻辑、用语风格；留意处里同事如何接打电话、处理公文、相互沟通；甚至在食堂、电梯里，也留心听着各种非正式的交流片段，捕捉信息。
他逐渐摸到一些门道：这里注重程序、讲究规范、强调精准；这里的信息传递链条复杂而微妙，一个看似平常的表述可能经过多层打磨和考量；这里的人际关系表面客气，实则等级分明，圈子隐形。
他也开始接到一些小任务：协助校对一份即将上报的数据报表；根据一组基础材料，尝试提炼一个简单的信息点；参与一次处内关于某个政策落实难点的小范围讨论。他完成得谨慎而认真，力求不出差错，但也尽量将自己的基层视角，以恰当的方式融入讨论。比如，在讨论“社区治理创新”时，他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简要介绍了青川云岭村“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中遇到的真实博弈和最终达成的平衡，引起了讨论者一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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