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宇在青川镇的工作，前几个月可谓顺风顺水。日常的工作也因他的方法得当而少了许多冲突。他出众的能力和踏实的态度，不仅赢得了苏灿灿的赏识，也在同事间建立了不错的口碑。然而，这过于顺畅的上升轨迹，终究引来了暗处的目光。
镇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吴奎，一个在基层混了十几年却始终未能再进一步的“老油条”，看着杨明宇这个毛头小子如此受重用，心里早已酸水直冒。他自认熟悉官场规则，觉得杨明宇不过是仗着学历和长相，加上可能有的不明背景，才爬得这么快。一种扭曲的嫉妒和危机感，让他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上一课。
机会很快来了。市里要求各乡镇梳理上报近三年“惠民专项资金”的使用明细，限期一周。吴奎主动将这项工作交给杨明宇，美其名曰“重点培养”。
“明宇啊，”吴奎拍着他的肩膀，笑容亲切，“你是高材生，这种需要细心和逻辑的工作最合适不过。相关材料都在这里，各科室的数据也会汇总到你这边。”
杨明宇接过厚厚一叠材料，注意到其中几份关键文件的签名处有些模糊，像是刻意处理过。但他初来乍到，只当是自己多心，还是认真接下了任务。
接下来的几天，杨明宇投入全部精力整理数据。他发现有几处数据明显对不上，去问吴奎时，对方总是笑着说：“年轻人不要太较真，按往年的惯例处理就行。”
期限前夜，杨明宇终于完成报告。为确保无误，他特意找到财务室的老张核对几个关键数据。老张推了推眼镜，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就按吴副主任说的办吧。”
第二天汇报会上，当杨明宇将整理好的报告呈交给苏灿灿和与会领导时，吴奎突然发难：
“等一下！”吴奎拿起报告，脸色骤变，“明宇同志，这个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的资金数额，怎么比实际拨款少了五万？还有这个文化惠民的受惠人数，也完全对不上！”
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杨明宇身上。
杨明宇心头一紧，立即解释：“吴主任，这些数据都是按照您提供的往年模板和各部门报送的数据整理的。关于这几个数据，我还特意向您请示过......”
“胡说！”吴奎猛地拍桌而起，满脸“痛心疾首”，“我什么时候让你改数据了？明宇同志，工作出错可以理解，但推卸责任就不应该了！”
杨明宇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拿不出任何证据。当初的口头请示，往来的邮件都被巧妙回避，连财务老张也低头不语。他这才明白，自己早已落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最终，在吴奎的“建议”下，会议决定：由于杨明宇的工作失误，给予通报批评，回到城管队停职反省。
散会后，杨明宇独自站在会议室里，手指紧紧攥着那份被判定为“严重失实”的报告。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苍白的脸上，那双总是清澈坚定的眼睛第一次蒙上了阴影。
苏灿芊走过来，轻声说：“明宇，我知道这件事有蹊跷，但是......”
“苏镇长，我明白。”杨明宇打断她，声音沙哑，“是我太天真了。”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眼头，栽得猝不及防，栽得百口莫辩。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小镇官场里，有些规则远比书本上的知识复杂得多。
青川镇的秋夜，凉意渐浓。杨明宇独自坐在宿舍里，台灯在墙上投下他孤寂的身影。白日的屈辱和挫败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在夜深人静时一次次漫上心头。通报批评，调离岗位，待岗反省——这三个词像烙印般灼烧着他的尊严。
就在他心绪难平之际，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陆野天那张总是玩世不恭的脸，以及他曾经在酒桌上说过的一段“家史”。
某天，陆野天拉着他喝酒，醉眼朦胧地说起自己父亲——如今在省里某实权部门任职的那位——早年在县里的经历。
“我爸当年在县农业局，跟你现在差不多，也是个愣头青。”陆野天晃着酒杯，语气难得地带了几分认真，“有次他负责一个扶贫项目验收，自以为秉公办事，把县长小舅子负责的那个村给了不合格。结果你猜怎么着？”
杨明宇记得自己当时不以为然：“坚持原则，这不是很好吗？”
“好？”陆野天嗤笑一声，“第二天就被调去管档案了。整整一年，坐冷板凳。我爸说，他那会儿不服气，天天写申诉材料，屁用没有。”
“那后来......”
“后来他想通了。”陆野天抿了口酒，“在官场上，光会做事不够，还得懂做人。他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学会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给自己留足证据，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出手。第二年换届，新县长上任，他直接把那份保存完好的原始验收报告和当时被压下的证据交了上去。”
陆野天的父亲不仅恢复原职，更因为能忍、能等、能精准出击，得到了新领导的赏识，从此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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