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清晨。
沈知秋推开屋门，呵出的白气在冷空中凝成一团雾。昨夜下了今冬第一场雪，不算大，薄薄一层覆在院中的石磨、柴垛和晾衣绳上，将沈家小院装点得素净。
“知秋，穿厚点！”李秀兰从灶房探出头，手里拿着刚烙好的玉米饼，“你二哥去公社送最后一趟炒货了，今儿个摊子咱娘俩看着。”
“知道了妈。”沈知秋裹紧藏蓝色棉袄，那是李秀兰用旧棉衣改的，虽然样式老气，但絮棉厚实。她走到院角的水缸旁，敲开表面的薄冰，舀了半瓢冷水洗脸。
冰冷刺骨的水让她瞬间清醒。
距离政审通过已经过去半个多月，通知书还没到。郑局长说年前肯定能送来，但具体日子不确定。沈家沟到北京的信件，在这个年代走上一两个月也不稀奇。
沈知秋并不焦急。前世在商海沉浮三十年，她最擅长的就是等待时机。而现在，她要利用等待的这段时间，为家里打下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妈，今天咱们多带点糖炒栗子。”沈知秋一边帮着装货一边说，“昨儿王婶说，她闺女在县城纺织厂上班，想买些带去给工友尝尝。”
李秀兰眼睛一亮：“那敢情好！我多装五斤。”
自打有了营业执照，沈家的炒货生意愈发红火。沈建军脑筋活络，不仅跑公社的集市，还发展了几个“下线”——隔壁村的熟人帮忙代卖，每卖出一斤给两分钱提成。短短半个月，炒货生意已经给沈家带来近八十元收入。
但沈知秋知道，这只是开始。
上午九点，母女俩推着改造过的木板车来到公社集市。木板车是沈建国花了两天时间做的，下面装了四个小轮子，上面架着防雨棚，俨然一个小型移动摊位。
“沈家炒货来啦！”有熟客远远打招呼。
“李婶，今儿有糖炒栗子没？我家小子念叨好几天了。”
“有有有，刚炒好的，还热乎呢！”
李秀兰脸上洋溢着久违的自信笑容。曾几何时，她连在集市上大声说话都不敢，生怕被人说“资本主义尾巴”。如今有了执照，腰杆挺直了，说话底气都足了。
沈知秋一边收钱找零，一边观察着集市。
腊月里的集市格外热闹。年关将近，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卖猪肉的摊位前排起长队，布摊前妇女们摸着花布讨论做什么衣裳，卖鞭炮的小贩吆喝得最响。
“妈，我去转转。”沈知秋把围裙解下。
“去吧，这儿有我呢。”李秀兰如今对女儿一百个放心。
沈知秋揣着一个小本子和铅笔，在集市里慢慢逛。这是她前世养成的习惯——无论到哪里，都要观察市场，记录信息。
走到卖日用品的区域，她停下脚步。
几个摊位卖着脸盆、暖水瓶、肥皂、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沈知秋拿起一条毛巾摸了摸，粗糙扎手，颜色是单调的土黄或浅蓝。
“同志，这毛巾怎么卖？”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抬头瞥她一眼：“一毛二一条，不要票。”
沈知秋点点头，放下毛巾。又走到卖手套的摊位前。
寒冬腊月，手套是必需品。摊位上摆着两种：一种是粗棉线织的露指手套，五分钱一双；另一种是劳保用的棉手套，厚厚的，要两毛钱。
“这棉手套暖和吗？”沈知秋问。
卖手套的是个老太太，说话带着口音：“暖和是暖和，就是笨重，干活不方便。姑娘你要的话，一毛八给你。”
沈知秋谢过老太太，继续往前走。
她在卖围巾的摊位前驻足最久。摊位上挂着七八条围巾，都是手工编织的，花色简单，线质粗糙。价格从三毛到五毛不等。
一个年轻姑娘正在摊位前犹豫。
“红梅，买了吧，这大红色的多喜庆。”同伴劝道。
叫红梅的姑娘摸着围巾，眼神喜欢，却摇摇头：“太贵了，五毛钱呢，够买两斤肉了。”
“可是过年总得有点新物件......”
最终姑娘还是没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沈知秋在本子上记下：围巾需求高，但价格敏感。
她又在集市转了一个多小时，把各类商品的价格、质量、销量情况都记了个大概。临近中午时，她回到自家摊位。
“妈，生意怎么样？”
“好着呢！”李秀兰脸上红扑扑的，不知是冻的还是兴奋的，“栗子全卖完了，瓜子花生也剩不多了。你猜今儿上午卖了多少钱？”
沈知秋笑着摇头。
“十一块三毛五！”李秀兰压低声音，却掩不住喜悦，“照这样下去，过年前还能挣不少。”
母女俩收了摊，推着车往家走。路上，沈知秋若有所思。
“妈，您说咱们这炒货生意，能干多久？”
李秀兰一愣：“能干多久？只要政策允许，一直干呗。”
“那要是我去北京上学了呢？二哥要是也去省城上学呢？”
这话问住了李秀兰。她脚步慢下来，脸上喜悦渐渐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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